中国特色：贪官总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内地媒体日前报道，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受审，被控○○年至一四年索贿、受贿一点一亿余元。万庆良当庭认罪悔罪，痛哭流涕，说之所以从高级干部沦为犯罪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他万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恳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执政为己 向上负责

　　可就是这样一个贪官，在台上时说反腐败的豪言壮语，听起来也让人热泪盈眶。人们通过他们的话，感觉到共产党是清正廉洁的党，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万庆良曾说：「请大家首先从监督我开始，领导干部从我带头，绝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诉；对腐败分子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有没有在选人用人上买官卖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来谋私利！这三个方面我请大家都来监督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请及时检举。」「我工作了二十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一百三十多平米，每月交房租六百元。」说得真好听，但他说得最好听的地方，恰恰是他最腐败的地方。

　　联想到周永康、徐才厚以至那些被打下的大老虎，万庆良们为甚么可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从根本原因来说，还是体制及其体制运作逻辑的问题。这种体制是专制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体制运转的逻辑是向上负责的逻辑，而不是向下负责的逻辑，其眼里是没有民众的，即使有也只是口头上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众就没有税，没有税他们就活不了。但依靠民众并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自己享受荣华富贵，他们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

　　中国的体制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二十四年前，戈尔巴乔夫辞职，前苏联解体。中国专家总结的教训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文化科学垄断；前苏联没落实三个代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官僚特权阶级搞腐败失了人心；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党内斗争、思想不统一；前苏联领导人搞新思维；民族矛盾；前苏联共产党演变成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党内出现反对派等。

　　旧虎倒台 新虎又来

　　当时描写前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道：前苏联一个老太太说，谁让我好好活，我就拥护谁。可见前苏联的体制失去了民心，民心又让前苏联体制倒台。

　　照搬前苏联的体制不成功，故中国进行了改革，但多年下来只改了经济部分，政治体制改革从八九年后基本上没动。政治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手拉手，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

　　这种体制不但养育了一批大老虎，还滋生了为腐败张目的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论、中国模式论，表面上反腐败，实际上捍衞腐败。腐败官员握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也掌握着绝对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腐败时，会说腐败不可避免；他们反腐败时，却扮演大义凛然的角色。然而，这只是骗了没有识别能力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又因被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毒化，仍觉得腐败只是极少数人，全没了对绝对权力应有的警惕性。

　　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了，新的大老虎产生了，旧的万庆良下去了，新的万庆良又上来了，人民会一个个地、不得不地养育大老虎。只有主权在民，人民握有选票，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到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彻底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