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压境 中国又一次直面金融战

　　中国无疑正在迎来一场新的金融大战。当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公开唱衰中国，以其为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主要是美国对空基金）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这场战争，就已经一改之前遮遮掩掩，转为面对面的对峙。

　　之前人民币离岸汇率大跌，港币联系汇率大跌时，索罗斯已经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避免不了危机，实际上已经在为做空中国制造舆论，这次他干脆直接表态做空亚洲货币，无疑是一次直接的宣战。

　　但是对于身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而言，这场战争显然早就开始。2015年11月25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共分六条谈了金融体制改革，其中文章的第六条，非常罕见地指出要“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其后香港离岸人民币遭遇大肆沽空，完全印证了周小川的预判。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屡现‘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有的甚至说是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了全球经济，这是哪家的道理?”1月25日的座谈会上，对于国际唱空和指责中国经济造成市场波动的声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愤怒发声。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迅速反应，1月26日在公开市场进行8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维持在2.25%，同时开展了36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维持为2.60%。中国人民银行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央行1月份共开展PSL(抵押补充贷款)操作1435亿元、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8625亿元、SLF(常备借贷便利)操作5209.1亿元。当月，央行还在公开市场加大投放力度。显然，国际做空大军压境之下，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开始大张旗鼓的还击。

　　中国政府以及他的金融官员们将怎样继续这场战争，我们只能在观察中等待。但是通过回顾中共建政以来遭遇金融动荡后的几次强力回应，这一波霸气腾腾杀向中国的国际对冲基金们，未必能吞下中国这头东方巨龙。

　　70年前的银元之战

　　在国（民党）共（产党）为争夺政权而终将分出胜负之际，濒临失败的国民党从1948年开始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强制回笼黄金、外币等，结果惨败，币值贬值两万倍，上海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取得国共战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然而，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商人希望通过银元的交易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维持接管前的正当市场经济。此举刺激哄抢银元，1银元由原来兑换100元人民币变成1,100元，物价飞涨。

　　当时的中共华东局和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皆下达指令警告投机行为，然而于事无补。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主持举行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就会发生人民币被挤出上海的危险。随后上海军警动作，查封投机据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又对地下钱庄与非法私营拆放进行取缔，终于令人民币在上海立足。

　　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政府与敌视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实力较量”，毛泽东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但亦有争论称，真正敌视共产党的企业家已经离开了上海，银元之战中参与银元买卖的企业家，更多的可能是出于追求巨额投机利益的考虑，并非是有意与中共政府公然对抗。

　　此后不久中共便在大陆开始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商品经济和金融在短暂的繁荣后迅速随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模式而终结。根据公开资料，1978年前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从全球看，中国也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在毛泽东“自力更生”的口号中与世界经济基本脱节。

　　1994年的恶性通胀

　　等到中共再次对金融下重手，已经是近40多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但是其祸根却是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却没有相应的监管体系。1978年后中国恢复四大商业银行，并大规模引入资金，下海的躁动席卷整个中国。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信用更严重扩张。总需求又拉动了通胀。经济生活中的过热势头开始出现。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四高”（高投资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和高贸易逆差）、“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和股票热）、“两乱”（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秩序混乱）。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如大城市生活物价便上涨22%，如此的喧嚣和躁动下危机四伏、民怨纷起。

　　而经济过热的滞后效应在1994年开始显现。1994年中国大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高达24.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由于1993年大量发放货币刺激经济，19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0%以上，出现了粮食价格和钢材期货价格猛涨。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通胀形势，中共决策层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4年3月份，中共中央新的“二十字方针”出台，以“保持稳定”为中心，代替了“双加快”（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方针。至此，朱镕基于1993年7月开始实施、一度停摆的清泡沫、抗通胀政策得以继续推行。

　　当时地下钱庄活跃。一名叫沈太福的东北企业家以24%的利息吸引民间集资，掀起席卷全国的集资风暴，不到半年便通过10万投资者集资10亿多元人民币。为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不得不痛下杀手，最终沈太福因顶风集资被处以死刑。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称“亚洲金融危机”。据报道，在最严重的时候，韩国差点宣布破产。

　　当时，在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在东南亚得手后，索罗斯决定移师香港。香港1997年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已黑云压城。

　　在猛烈的冲击下，香港恒生指数在当年8月中旬跌至6600点，一年之间总市值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楼价大跌，令不少业主变成了“负翁”，炒楼失败破产，甚至有人跳楼自杀。一位投资者1997年高峰期以400万港元买了套房子，2001年把房子卖掉后，仍然欠银行100多万港元贷款和利息。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不少公司或倒闭，或裁员，令香港失业率上升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香港经济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下。

　　当时执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大权的曾荫权，开始动用港币与国际炒家搏杀。从1998年8月14日起，香港政府连续动用港币近千亿，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目的在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八月期指的作业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

　　与此同时，北京对香港伸出援手，首先是中共中央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高层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

　　为此，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大肆攻击香港政府 “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幸运的是，香港成为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顶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地区。

　　国企改革的草船借箭

　　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开始了汇率改革，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人民币升值长途。根据资料记载，从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1月14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8.11上升到1：6.093，人民币累计升值了33.1%（从2014年1月15日开始，人民币结束了单面的升值通道）。从汇率改革开始，金融市场上就逐渐形成了人民币将升值1倍、甚至2倍的舆论氛围，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资本是嗜血的，哪里有血腥就往哪儿走。为了对赌人民币升值，大量的国际资本从2006年前后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国外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抢购人民币，然后投入股市、楼市。中国证监会在2006年曾多次出台“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机制”政策，主动邀请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股市。其结果是，2009年6月30日，A股市场当日全部上市交易的1599家上市公司中，外资参股的上市公司达到250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5.63%；外资所持有股份的总市值达到3396.92亿元，按当日美元汇率计算相当于497.21亿美元，占中国全部A股、B股总市值的1.68%。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也从2006年1月6日开盘价的1163.88点涨到了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不到两年时间就上涨了5倍多。若继续这样下去，上证指数上涨到10000点是没有问题的。真那样，外资将在最高位抛售股票、换回美元、撤出中国，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将席卷走中国的所有外汇储备......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金融反击战打响了。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大量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让股市不断地持续扩容！——先后有巨无霸中石油、中国银行、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农行等数不尽数的国企实现了改组上市！从2007年10月17日起，大陆股市不但不再上涨，反而经历了长达6年时间的下跌，到2014年1月14日，上证指数仅为2026.84点，大量外资被套牢在中国股市。而这一天，也是人民币汇率的最高点。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主体是国有企业。经过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多数国企经营困难、包袱沉重。这些包袱主要有：缺钱、技术落后、坏账多、人员臃肿、无社保等等。可以说，没有人民币汇率的8年持续升值，就不会有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没有持续多年的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中国要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严重后果就很可能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破产。如果不是成功改组上市，很多国企将是死水一潭、死路一条。而通过上市后，它们得到了巨额的资金补充，设备、技术、人才等都由此实现了上档升级。中国经济也凭此跃上了一个高高的新台阶。

　　今天的中国，一边是股市持续下跌，一边是外汇市场险情频出。所幸的是，经过2015年6到8月和2016年初的两轮股市暴跌，以及2015年下半年外汇储备快速减少（按照央行数据，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达6600亿美元，资本外流近1.2万亿美元），中国被诱导向金融危机的其它种种迹象开始陆续显现。

　　中共决策层已经有所行动：1月12日，中国原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被免职，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被任命为外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月13日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设立金融事务局，主要涉及“一行三会”事务协调，原农行副行长李振江将出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这意味着中国金融领导体系发生变革，相关政策可能改弦更张。加上前文提及的多次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让中国跳出索罗斯金融危机“魔咒”的可能性加大。但是推测终究是推测，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中共决策者尤其是金融领域官员们的后续出牌水平和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