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上，丁志杰发表演讲。丁志杰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凤凰国际智库特此刊发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我过去一直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支持者，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过去几年更多地关注和呼吁一点，就是我们开放的路径可能是错的，如果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路径下，中国可能无法避免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遭遇，就是开放带来的危机。中国进入十三五，加入SDR以后，在新的全球视角下怎么重新设计自己的开放？对外金融政策如何进行调整？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复杂，汇率出现贬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特别是外汇储备， 2014年6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到今年1月份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有3.2万亿，超过全球的四分之一。就这样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在中国外部形势逆转过程中，大家都在担心中国外汇储备够不够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够，其他国家会不会够？这里面可能有短期投机的炒作，还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为了避免进口受到冲击，一个国家需要外汇储备。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新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也是讨论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外汇储备充足率怎么衡量。这个报告里面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一个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进口没关系，和什么关联性更大呢？出口。出口就是外需，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的反映的是应对外部的冲击，而不是你内生的需求。过去和短期外债也有比较，我们发现在新的指标体系里面，除了进出口贸易以外，我们还引入了短期外债，但是发现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充足率关系不大。而是其他的债务发展，就是中国发展债券市场，保持对外部资本吸引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M2。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政策报告，和M2有关。这个调整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外汇储备面临的总需求主要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21世纪和20世纪有什么区别？那就在于，可能在包括中国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出于全球治理的要求。这个报告也有些测算，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一年外汇储备成本相当于GDP的0.5%，我们的前校长，现在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教授曾经算过国际铸币税，我最近也在算。作为我个人敢确定说的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成本是超过1%的，甚至有可能在GDP的3%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外汇储备的成本来源于什么呢？资本项目的开放，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一项政策。最近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本的流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你要融入全球化的时候的一个入门费。可能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在目前的国际环境面临着被“剪羊毛”，这个对中国其实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教训。我只举一个数据就非常触目惊心，2008年年底，中国对外净债权是1.5万亿，到去年9月末中国对外净债权依然是1.5万亿。中国这么多年经常帐户，特别是贸易市场是庞大的顺差，我们去年贸易顺差是6000亿，按理说我们对外净债权是急剧增加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净债权没有增加。就意味着我们通过经常帐户，通过贸易赚到的美元这个毛收入，通过金融渠道的亏损全部白送出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们算了以后，发觉从2009年到现在中国对外输出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储蓄，我们的收益是多少呢？负的1.3万亿。也就是说你给了10万亿美元给别人使用，你还附给人家、倒贴1.3万亿利息。这就是现有的体系和我们开放的路径选择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知道中国也在反思，也正在做出一些调整，这个调整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就是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路径，过去我们讲资本帐户可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在经济学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后来我们发觉一个国家如果说对资本流动不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话，这个国家必然会时时面临冲击，被剪羊毛。大家知道最近对“中等收入陷阱”存不存在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所谓高收入阶段就会停滞？最重要的一点，一方面是内部结构调整跟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国际环境的遏制，就是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剪羊毛来源，一方面你不断长，另一方面他不断剪，你发现你永远落后，永远进入不到所谓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
第二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学术界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对政策纠偏的作用，我们更多的学术研究是“拿来主义”。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所谓的主流理论误导，特别是我们讲资本自由流动，其实资本和劳动力是两种生产要素，从理论上它的效应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千变万化，每年移民指标都不一样，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移民，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说全球应该统一移民政策，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会发现发达国家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一律开放资本帐户，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你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合理性。
第三点，我们一直在强调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实货币的可兑换就是赋予本国货币的持有者自由兑换的权利。我们要问谁是本国货币的最初持有者？其实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是我们。当然，我们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我们讲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比如在座学经济的都知道想到对外国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其实对本国的投资者、机构、企业和个人实现货币可兑换，这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资本和投资者自由进出，反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发展的需要。所以小川行长2015年4月份在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提出来，中国外来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管理的兑换，我今年也写了一个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我觉得中国已经在危机的路上了，关键是我们如何把这种危机成本减小。一个就是说这些国家的货币会是国际货币，美国的外汇储备不足千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什么他不出危机？货币是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要坚持，但是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错了，我们过去说使得中国人把人民币资产置换成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在9-10%左右，而我们持有海外资产收益只有3%左右，这个置换得不偿失。所以未来国际化的方向就是使得人民币被接受，使得中国可以对外输出储备和投资。
最后，我们不仅是短期的国际政策协调，还要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把有管理纳入到目前没有体系的牙买加体系中去，这个里面可能SDR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SDR，中国人欢欣鼓舞，说有标志性作用。但是我告诉大家，据我的研究，SDR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呢？各国分配的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它其实就是国际多边组织实行的一种多边的信贷额度，就是你拿到SDR以后，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做抵押，跟其他国家换多少所谓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美元、日元、人民币，它是个信贷安排。而且美国一直在遏制SDR作用的发挥。所以，我想发挥SDR的作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扩大SDR在全球的融资安排和援助中的作用。第二，也建立以SDR为基础的全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我想目前正在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我们也非常期待9月份的首脑峰会。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国是有义务和有责任推进有关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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