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元来袭 中国央行紧急拆招

　　中美货币暗战再度打响。5月11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夜盘扩大涨幅，北京时间23:30分交易结束报6.4920元，较上个交易日夜盘结束时升0.41%，与离岸人民币汇差一度逼近400基点。5月12日，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调250个点，报6.4959，创近两周最大升幅。

　　但截至北京时间5月12日18:54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跌幅重新扩大至0.3%，日内累计下跌194点，报6.5178。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幅扩大至0.3%，报6.5468。两岸人民币汇差为290点。

　　有分析认为，离岸在岸两地汇差扩大意味着看空人民币的仓位再度增加，预计人民币仍有贬值空间。随着美元再度走强，辅之经济基本面尚未真正回暖，人民币汇率仍被资本外流所困。

　　5月6日，美国公布4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新增非农就业仅16万人，远低于预期20万人，而广义失业率由前月9.8%下降至9.7%，意味着未来失业率将继续回落，此外，国内薪资环比增长0.3%，同比增速由前月的2.3%上升至2.5%，高于预期的2.4%。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薪资上涨是构成美国核心通胀的关键环节。美国就业增幅放缓而资金上涨加速，说明国内就业市场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形。如果薪资增速继续上涨，则意味着美国社会劳动力供给达到饱和，进而助推核心通胀率上升，触及美联储加息临界点。

　　这也是美元上周出现6个月以来大涨的重要因素。国际投行高盛分析师表示，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未来两年将上涨15%。先前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降速度过快，幅度过大，为此轮美元反弹创造了条件。

　　高盛另一份报告认为，美联储6月不会加息，9月可能性更高。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最早从7月开始恢复的话，需要数据显示经济增速强劲，或是美联储必须要在6月的会议上或者更早给出强得多的指引。

　　今年3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现企稳，一方面源于央行的果断干预，以及加强对资本和贸易项目监管，缩窄了资本外流的渠道。另一方面得益于美元指数下跌。今年G20峰会之后，欧洲央行、新西兰等国央行接连的货币宽松，并联手压低美元汇率，抑制了美元上行态势。这与耶伦鸽派言论一道，让各国尤其新兴市场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

　　但随着美元指数由弱转强，结合上9月美联储极可能开启的加息进程，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压力或将再度放大，并且，也将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前“权威人士”现身人民日报，表示要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用继续用加杠杆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增长。毕竟，持续的加杠杆，意味中国经济将继续依靠债务滚动和货币超发驱动前行，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极为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依托强大贸易顺差（叠加房地产泡沫），维系人民币的坚挺。这一切建立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国际市场强劲需求基础上。如今，随着人口红利衰退，外部需求持续疲软，中国出口正遭遇空前困阻，此外，在债务杠杆、通胀压力、产能过剩一系列重压下，昔日庞大政府投资已达临界点，这构成市场预期悲观，人民币承压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再平衡，需要一场相比1998年规模更大、更艰难的动态式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困境。

　　如果说当初时任总理的朱镕基，通过国企改革、完善基础建设、扩大出口，并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加入WTO）让中国经济避免了硬着陆，那么随着市场改革深化，中国政府则必须将战略目光锁定在国内，致力于如何盘活庞大内需上，这恰恰是社会各方悲观的核心所在。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除了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之外，不同人群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它已经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最大隐患。它不仅会严重挤压和减弱居民的基本消费，让整个社会经济难以平稳增长，而且也是社会不稳定、社会阶层难以流动上升的根源。

　　任何国家汇率走势，取决于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这与社会消费水平和企业生产创新息息相关。从这一点看，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改善的不是供给端，而是需求端，只有转变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最大程度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时，中国经济结构才能顺利调整，市场信心才能从根本上提振，人民币汇率也才能得以重新企稳，这远远脱离央行可以掌控的范畴，在于核心决策层意志和政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