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年7个月调整139名不胜任现职干部

　　山西省、市、县委管理干部“能下”情况。 

　　违法违纪啦？没听到风吹草动；到点退二线啦？年龄还差几年……

　　山西某市环保局长日前被调整为非领导职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震动，一时议论纷纷。

　　其实，这名干部被调整的原因并不复杂：该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整治环境成为全市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但这位局长工作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实现预期目标困难。市委研究认为，该干部目前的工作能力、工作状态难以打赢这场硬仗，遂决定调整其工作岗位。

　　“没违纪、没违法，就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状态不佳，这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一个典型案例。”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介绍说，“干部‘能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较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传统的‘必须下’，以及到龄退休、任期届满的‘自然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应该下’，是从严治吏的难点，更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一个突破。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完善2014年9月以来新的省委班子革弊立新、刷新吏治的有效措施与办法，山西省今年1月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对照党中央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着力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

　　“中央《若干规定》下发之前，山西在能上能下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因为直面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在能上能下方面有更高、更严、更紧迫的要求。”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坦言。

　　一年7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26人。其中，到龄免职1205人、任期届满离任152人、健康原因调整123人、违纪违法免职221人、自愿辞职151人、问责免职35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139人。在139名被调整的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内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统筹把握干部能上和能下，既要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要推动能下，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着力形成干事创业的激励效应。”

　　谁“该下”

　　10多万名干部大筛查

　　某市核查一名正处级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发现其瞒报房产。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干部家不在本地，通常是周一下午来、周五早上走，不在岗是常事；遇事推、躲、绕，本该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给副手，对上级交办的重点工作经常拖拖拉拉，工作没热情、私事跑得勤；组织诫勉谈话时态度不端正。经认真研究，市委决定免去其职务。

　　一年多来，山西坚持以查档案、查个人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六查”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对虽无违法违纪行为但“为官不为”的干部，对组织掌握的在岗涉案、纪检机关暂不查处但工作不在状态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

　　“六查”是山西刷新吏治的“非常之举”。

　　“当时的山西经历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腐败案件量多面广，涉及干部多，诸多案件尚未办结。”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同时，空出的大量职位亟须选任一批干部补上去，但又要防止‘带病’上岗。”

　　两难困境，如何破解？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2015年1月，山西全面启动“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不胜任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作为、善担当干部”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批”工作。“六查”成为开展“三个一批”的甄别手段。

　　“履历、业绩、工作表现，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名干部谈起自己经历的“六查”，感慨不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真是动了真格。”

　　“六查”真刀真枪：不局限于查档案、查个人事项的“纸面”上，还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纪检、组织等相关部门认真梳理，核查线索，查办案件。组织部门的同志表示，“六查”运用“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显微镜”等查核工具，从宏观整体到微观细节，对拟提拔干部做了全方位“体检”。

　　遴选一大批优秀的“能上”干部，也发现一批“带病”的“该下”干部。在山西刷新吏治之初，某县县长符合推荐条件，毛遂自荐，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面对组织谈话，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问题。其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查案件、查线索中，此人被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县委书记没当上，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

　　如今在山西，“六查”已从曾经的“非常之举”转为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常规动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六查”，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

　　如何“下”

　　程序不简化，情形更细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查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推进不力、进度缓慢、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不及时等不作为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涉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前期工程推进不力、进度迟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在《实施细则》中，山西把“问责追究”和“不适宜担任现职”作为“下”的重点，进一步细化“下”的情形。增加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问责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调整范围。

　　“以往，调整‘下’的干部，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说，“为此，我们健全程序，对待‘下’的干部要和对待‘上’的干部一样严肃，认真地‘下’。”考察核实环节前增加了“调整动议”，使“能下”的程序，从调整动议、考察核实到提出调整意见、组织决定、谈话等环节，更具严肃性、规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专家分析，干部“能下”本应是正常现象，但过去“必须下”和“自然下”占绝大多数，“应该下”则相对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刚性变软走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问责手段；思想观念上，好人主义盛行，认为“下”是得罪人、毁人，碍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对症施策，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压实能上能下的主体责任。明确把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力的，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任职期间，一名副局长为他人谋取利益、贪污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后经调查核实，这位局长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一把手的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没有魄力和办法，特别是对班子成员监管不力。组织上依据相关规定，启动问责追究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这名干部的“下”，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自己不犯事、别人犯事，也会被免职，好人主义同样害人害己……”

　　让“下”者服气

　　立体“画像”，台账“说话”

　　在基层采访，干部反映较多的是，问责追究的“下”，规定相对清晰、易于操作；而对不胜任现职干部的“下”，一些具体情形，如思想状态、能力不足、工作成效不明显等，比较模糊，难以量化，操作难度大。

　　左云县委书记胡勇认为，以往干部的“下”，多是因为套住了“硬杠杠”，如考核排名、违法违规行政、职权范围内发生重特大事故等，但这些“硬杠杠”并不能有效覆盖到所有“应该下”的情形，需要进一步配套完善相关机制。

　　面对情况各异的干部，山西积极健全配套制度，有针对性地考察核实不胜任现职干部，作出客观公正评价和准确认定，让不称职者“下”得服气。

　　在山西省委组织部的考核处室，记者看到一本干部业绩台账：一项改革任务，明确了具体负责干部与时间表；按月核查，一旦发现进度滞后，就会生成提醒警报。建立干部业绩台账，如实记录其工作完成情况及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既反映工作成果又记录工作过程，为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干部工作实绩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大同市委组织部，记者看到一份关于某县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其中对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评价分别是——

　　“该同志平时注重学习政策理论和市场经济知识，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善于抓大事、抓关键、谋发展，持续推动的城建、生态等工作成效明显。为人谦和，工作不辞劳苦，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不足之处：抓班子带队伍有些放不开手脚，不能充分调动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同志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干部群众口碑好。经过多岗位历练，综合素质高，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成效明显。作为政府一把手，对副职充分信任，放手发挥大家的作用。不足之处：用力不均，创新意识不强，有求稳怕乱思想。”

　　这份报告的生成，源自“无任用谈心谈话”，内容包括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长处优点、问题不足等。

　　“以往，我们了解、把握干部的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据任前的谈话、考察，较难做到知长知短、知根知底。”大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向东说，去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推行干部“无任用谈心谈话”，在县区、市直单位中开展部务会成员与县处级干部“一对一、面对面”谈心谈话，力求近距离、多维度了解干部。

　　“作风比较民主，重大事项按程序来，定期听取大家意见”“需要加强沟通协调”“马上退休了，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有思路、有办法”……这是大同市某部门一名副职在组织部门谈心谈话时，对正职及班子其他成员的评价。在谈心谈话中，谈话对象要谈自己，也要说别人；既要说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又要说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涵盖8小时内的工作表现、8小时外的情况。

　　组织部门综合分析谈心谈话获取的信息，最终形成《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让单位班子、一把手、其他班子成员的“画像”更为立体、逼真。截至目前，大同市对所属11个县区、213个市直单位1300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分析研判报告都已形成。“党委换届即将开展，这些报告为干部的‘上’与‘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赵向东说。

　　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坦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关键是全面准确认知干部，而这需要“软”“硬”两手：硬的方面就是在考核上下功夫，实施差异化考核办法，力求考核指标更接近干部的工作实际、更精确反映干部的工作状态；软的方面，就是通过专题调研、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等途径近距离接触干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干部的信息，及时掌握干部的活情况和群众口碑，改变以往存在的凭平面材料和经济指标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片面性。

　　既“下”而知错，又可为有望

　　数年前，某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因该市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被问责免职，之后被降职安排。根据该同志现实表现和优势特点，前不久省委将其调整到重要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该同志到任后，大胆开拓创新，很快打开局面。这是“下了再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何对待调整“下”了的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除外，将‘下’的干部打入另册、贴上标签、戴着有色眼镜看是不对的。”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王志峰认为，“这些‘下’的干部更需要组织的关爱，教育管理都要跟得上。”

　　山西让被调整的干部“下而知错的同时，仍下而可为、下而有望”。

　　“我申请到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全身心蹲下去、沉下去，争取用两到三年时间，在特色产业支撑、基础条件改变、群众生活改善等方面都有一些大的变化，为全市脱贫攻坚尽一份绵薄之力。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组织的培养、关怀；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救赎自己、提升自己。”这是某市一名因违纪而被免职的副市长的书面申请。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位同志的态度和表现给予肯定，组织部门帮他确定驻村扶贫点，每月驻村时间不少于20天。

　　4月16日，这位同志开始进村扶贫，向镇党委、村支部郑重表示：全力帮扶，不参与乡镇其他事务；积极工作，不给乡村增加任何负担；深入调研，不插手乡村的工作决策。

　　“驻下去了，扎进去了。”跟踪了解的组织部门得到村里的反馈：“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成天泡在村里，走家串户，跟大伙儿一起研究、制定扶贫计划。”

　　在吕梁，市委主要领导跟每位调整“下”的省管、市管干部都要认真谈心谈话，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并安排他们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培训班。目前，吕梁市有3名被调整的原省管干部向市委提出书面申请，自愿参与全市各项中心工作。经市委同意，市委原常委张某某已开始了吕梁山护工（护理）培训就业工作，其他同志的具体事宜正在协商过程中。

　　“对于调整‘下’的干部，应做到日常管理不断档、思想教育不断线。”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明星说，“同时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他们干事创业的机会，避免其脱离组织、脱离队伍。”

　　对调整“下”的干部，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让其“一下了之”。山西建立起常态化谈心谈话制度，了解被调整干部的思想动态，化解思想矛盾、解除思想包袱，并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级党校参加培训；结合被调整干部的自身实际，引导其在脱贫攻坚、信访维稳、拆迁改造等专项任务、临时岗位中继续发挥作用；对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突出的，依规重新任用。

　　最大程度减少“下”

　　先立规矩后选人，管理监督不断线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说，“但不是‘下’的越多越好。”他认为，干部的能上能下，说到底都是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更好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减少“必须下”“应该下”的干部数量，需要从源头入手，选好管好干部。

　　先立规矩后办事， 坚持标准选好人，山西在“上”的方面实施一系列制度创新。新的省委班子组建后，先后出台《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试行）》《山西省各级党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干部选任从动议、推荐、考察到讨论、任用、公示等各个关键环节，破潜规则、陋规则，立明规则、硬规则。

　　2015年6月，经推荐考察，省直某部门有位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拟提任副巡视员。考察期间，收到反映其问题的举报。经核实，该同志有公车私用行为，对本单位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不规范、报销不规范等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发现问题就坚决放下，提拔任用程序中止。一年多来，山西共有40人次在省管干部选任程序启动后，因发现各种问题被中止。

　　山西建立干部“带病提拔”等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明确要求对落实中央和省委干部政策不力、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仅要纠正错误用人决定，还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任职期间违规任用干部，其本人和违反干部任用程序的3名厅级干部被诫勉谈话或给予党内警告处分。3名涉案的正处级干部，被给予降为正科级或调离工作岗位等严肃处理。4名组织人事部门干部受到组织处理。

　　使用“错位”，也会导致干部不适应、不胜任。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让记者对此印象深刻。某县一位农委主任，“三农”工作成绩突出，后调任县住建局局长。在住建局，该同志勤奋敬业，但因业务不熟悉，且城建工作多年累积矛盾纠纷较多，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多项重点工程任务推进不力。县委慎重研究后，下决心将其调整到了其他岗位。

　　这样的情况在选任干部时遇到不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上”的过程中，考察、认知不够全面，没能做到人岗相适；另一方面，“上”了之后，有效管理不足，量变导致质变。

　　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认为，要避免“门卫”式选用模式，只重视“上”的那一阵，忽略“管”的全过程。

　　山西制定《关于加强对新任省管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从践行“三严三实”、从严要求管理、适时跟踪管理、经常性考核、强化日常监督、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六个方面，加强对新任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这是盛茂林与某新任正厅级领导干部的谈话——

　　“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对认准的事、决定的事、已经部署的工作，要横下一条心、拿出一股子气，大胆实施、见到成效。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遇到矛盾不绕、面对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工作中要克服‘老好人’思想，敢于批评、勇于任事，雷厉风行地抓，理直气壮地管，无私无畏地履职尽职，做敢抓善管的表率。”

　　这个谈话，正是基于组织对该新任干部状况的全面、准确把握，很具针对性。这位干部深受触动。

　　坚持抓早抓小，山西综合运用各种组织措施，扯袖子、咬耳朵，防患于未然。截至今年4月，387名省管干部因为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谈话提醒、函询诫勉，避免“小病”变“重病”。

　　“能上能下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体现，要成为干部工作的常态。”盛茂林说，“在干部选任上下大功夫、在干部管理教育上下大力气，乃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