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异山西官场 江苏帮沦陷三大特征彰显

　　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被查的消息，再度引发外界对官场“江苏帮”的关注。近两年，江苏官场震荡不断，一系列官员落马印证了江苏系官场的溃败。

　　中共“十八大”后，江苏官场地震不断，继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于2013年10月17日被查之后，南京市前市委书记杨卫泽、江苏省委前常委兼秘书长赵少麟、江苏省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及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等陆续落马。

　　不仅如此，从江苏官场崛起、后外调他省的云南省委前省委副书记仇和以及辽宁省委前书记王珉也分别在去年（2015年）两会和今年两会期间落马。由此，十八大至今已有6位被视为“江苏帮”的省部级官员落马，人数仅次于2014年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

　　但是梳理数据不难发现，官场江苏帮的“沦陷”与山西帮的塌方式腐败有着明显的区别。

　　爆发节奏：更长更慢更复杂

　　2014年2月27日，伴随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官场进入地震期。当年的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日落马；8月29日，中纪委再次“双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润厚和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到2014年12月29日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被查，整个2014年山西官场见报的落马官员不少于40人，其中有7个省部级官员，媒体将之称为“2014年山西官场地震”。

　　不同于山西官场地震的集中爆发（绝大多数官员尤其是省部级官员在一年之中落马），“江苏帮”官员的落马则从2013年10月的季建业就已经开始，到刚刚被查的李云峰，至今仍未没有结束的迹象。

　　2013年10月17日，被称为江苏“首虎”南京市长季建业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季建业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张家港，曾先后担任苏州、昆山市长、市委书记，扬州市长、市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是典型的江苏本土官员。

　　在外界纷纷期待还有后继官员落马的时候，江苏官场却平静无波。直到一年之后的2014年10月11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第一副理事长赵少麟被中纪委调查。虽然被查时已经不在江苏官场；且祖籍山西，将儿子起名为赵晋的赵少麟，却是生于江苏且几乎整个官场生涯都在江苏度过的官员。赵少麟1946年10月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幼年在南京空军大院度过，最早是在南京市小营小学接受教育，1970年大学毕业后，赵少麟进入南京大桥机器厂工作，1982年8月，赵少麟出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由此开启仕途。直至2006年，时年60岁的赵少麟从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调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第一副理事长。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是2015年的“首虎”，被调查半年后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中纪委通报称，杨卫泽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钱款”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如此，杨卫泽还被网友戏称“反腐先锋”，因为曾与他搭档的官员都纷纷落马：杨在南京当书记，市长季建业被双规；在无锡当书记，市长毛小平被双规；在苏州当副书记市长，副市长姜人杰被双规；他在省交通厅当厅长，副厅长章俊元被双规……

　　刚刚落马的李云峰也和杨卫泽也共事多年，甚至有传闻称李云峰与杨卫泽系连襟。官方简历显示，早在2006年11，时任无锡市委书记的杨卫泽就已经进入了江苏省委常委之列。而李云峰的简历也显示，2006年11月成为省委常委，当时李云峰的职位是省委秘书长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李云峰和杨卫泽二人同时出席过多个活动，如2011年10月26日，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南京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在南京博览中心开幕。李云峰和杨卫泽同时出席。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同席而坐。

　　李云峰之后，江苏官场是否还会有省部级级别的官员落马？外界观点不一。但是从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至今已经两年半的时间跨度、江苏官场仍在张弛有度的清洗进程中看，江苏官场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远大于集中被“黑金（煤炭）”绊倒，身陷直接的权钱交易而不能自拔的山西官场。

新近落马的李云峰成江苏“第四虎”

　　落马原因：“非典型性”受贿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江苏官员较少“你花钱我办事”的有明确请托事项的典型性腐败，不是那种赤裸裸金钱交易，而是一种“非典型性”受贿。

　　比如，季建业落马后，有媒体称其被抓可能与苏州首富、金螳螂实际控制人朱兴良执行监视居住有关，据称，朱兴良与季建业私交较好，季案爆发或涉及金螳螂在扬州和南京的多项工程。2015年4月，季建业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书披露，季建业先后21次收受财物总计1132万，他的哥哥季建平、弟弟季建农均涉及受贿情节。办案人员称，季建业的落马源于习惯于小圈子隐蔽受贿腐败，肆意破坏招投标程序，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手段具有隐蔽性、防范性特征。

　　赵少麟已于2015年8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中纪委通报称，赵少麟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大肆进行利益交换、利益输送，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其子开设私人会所，伙同其子行贿。

　　赵少麟与被称为“最牛开发商”的儿子赵晋，和多名落马官员过从甚密。据称，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以及杨卫泽都曾为赵晋的违法房地产开发提供便利，王敏还将赵晋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周本顺妻子曾在一次宴席上称，“我生了一个男娃，现在有两个儿子”。“生的男娃”，指的是周本顺之子周靖；“两个儿子”，指的是除了周靖，还有“干儿子”就是赵少麟之子赵晋。

　　杨卫泽曾任在已经落马的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家乡--无锡担任六年多（2004年11月到2011年3月）市委书记，《北京青年报》曾报道，杨卫泽曾经由周永康的弟弟周元青牵线搭桥，前往北京与周永康见面。后因叫停对周家乡的拆迁工程，受到了周永康的赞赏。杨卫泽被传与周永康家族有亲密的利益输送关系。

　　此外，杨卫泽被中纪委调查后，杨的秘书、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张志炎及杨的妻子也先后被带走。有来自苏州市消息人士表示，在任苏州市市长期间，杨卫泽曾将北环快速路工程包给自己的亲戚，其中也有其夫人的参与。由杨卫泽推动的“科举博物馆”的建设也受到诟病，当地媒体称该工程耗资70亿，被杨卫泽强力推进拆迁工作。

　　由上述信息可见，不同于山西官员身陷黑金（山西的煤炭）利益，江苏帮官员的落马多被曝涉及城建等相关领域。这应该与十几年前，苏南模式盛行并成为各地效仿的对象部分有关。在当时经济发展第一的官场氛围下，这些官员为了能在政坛上亮出业绩，结交并大量依靠开发商等相关商人，按照自己的计划于安排推进城市建设，并在这样的过程中结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盟。

　　这种利益联盟如此的广泛，以至于走出江苏官场的8年的仇和落马时，原因也是如此。“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曾经被《人物》杂志如此描述的能吏仇和。

　　作为典型的江苏帮官员，以及长期被外界关注的明星官员，“仇和新政”曾一度为外界所津津乐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仇和对沭阳的改变，当时也成为了江苏政坛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造就了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沭阳模式”。直到仇和被中纪委调查，多位沭阳老干部仍任称，“仇和离开沭阳已经快20年了，这期间县委书记换了四五任，不管他如何，总之他对沭阳的改变是脱胎换骨式的。”

　　近20年来，外界关于仇和的是非功过已经说得足够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初入仕途的仇和，一定也曾满怀政治理想，欲在官场一展抱负。在唯GDP论、单纯的注重经济发展数据的时代，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在改革初期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是他最终却是难逃宿命的轮回：从宿迁到昆明，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支持他的商人（中豪商业集团老板刘卫高）生意越做越大，仇和也越过了中共所能容忍的官场交往红线。

　　与仇和类似，辽宁省前省委书记王珉也2016年的两会期间被官方宣布落马。不仅如此，王珉也是起步于江苏政坛，在官至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后，在2004年调任吉林。

　　王珉起于学者之身，但弃教从政，先后履职于南京、苏州，以国企改制“苏州经验”扬名。在他任职期间苏州外资引资达到巅峰，在内地城市高居榜首，王珉在政坛冉冉升起。2004年，恰逢中国高层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王珉乘势北上吉林，他的苏州经验被用以操盘吉林国企改革。他在江苏长期从政与资本关系良好，为吉林揽来大量投资。期间诸多苏企北上，在东北扩张商业版图，不过，他与苏企间存在政商牵连的传闻也不绝于耳。

　　除了仇和与王珉，2009年，同样有“弃教从政”经历的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调至深圳做代市长，后升至市委书记。作为中国政坛知名度最高的市委书记，王荣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江苏任职期间官声甚佳，曾一度被视为政坛明日之星，甚至被外界视为江苏省长的热门人选。王荣也曾被视为敢想敢做的官员。据说，王荣在初掌深圳时曾尝试在深圳推行“构建公民社会”，被中共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顿狠批：“缺乏政治敏感，乱来！”

　　2015年2月10日，不满60岁、主政深圳5年的能吏王荣从自己的“座位”离开、从握有实权的“一把手”调任广东省政协主席，从而证实了早前有关其遭“明升暗降”传闻。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王荣仕途的陨落，极有可能和原深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落马有关。2014年10月，蒋尊玉因为贪腐问题已被省纪委带走调查，据主要是与房地产有关，而王荣与蒋尊玉关系极为密切。或许正是因为受此牵连，王荣60岁不到就被提前“赋闲”。

　　上述资料显示，虽然同为地方派系，但是和山西官场中不少依靠“黑金”起家、用钱买官甚至“招摇撞骗”者相比，江苏帮官员中能力颇多。比如，据媒体报道，作为一个伪造年龄、身份、学历的“三无干部”，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冯朝辉“混成”的关键是他一路声称自己“在北京有人”，而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名学历不过初中的“小混混”。

　　虽然差异如此之大，但是这并不妨碍江苏帮官员和山西官场一样，在中共反腐败以及铲除“山头主义”的风暴的过程中难逃落马的命运。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打贪腐去“山头主义”，四川周永康余党遭剪除，山西官场塌方最后牵出前朝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西山会”全军覆没，华南虎万庆良、朱明国的落马则重创广东本土势力，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被查则同样摧毁了错综复杂的官场派系混战……一系列变革都显示出，当今中国，从1989年开始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各方政治力量进入了重新整合、再平衡阶段，所谓“地方帮派”的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