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拉黑哨 国际法庭权威何在

　　7月14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敦促中国“尊重”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而在南海仲裁结果刚出炉之际，菲律宾外长亚赛（Perfecto Yasay）就曾对结果表示“欢迎”，并呼吁各方克制。在仲裁结果刚出来的12日，美、日、越等国就纷纷出来表示对仲裁结果的支持，并敦促中国遵守仲裁结果，而其中以美国表现最为“积极”。

　　在仲裁前的7月9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主席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就表示，美国有义务就尊重“南海仲裁”结果向中国适当施压。因此，12日美国海军新闻网就公布了向国会的30年造舰计划，提出海军未来舰艇应达到308艘，最低限度：航母11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2艘、攻击性核潜艇48艘等。美国选在南海仲裁结果出炉之日公布造舰计划，明显就存在着威慑中国接受“南海仲裁”结果之意。

　　而中国方面，从仲裁一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强调对南海仲裁结果的“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的三不政策。南海仲裁的判决结果，对于中国而言不过是一张“废纸”。显然中国方面的“三不”政策，引起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等大国的严厉批评，认为中国不尊重国际法法规，无视法律。但回顾历史，根据国际法的判决又有多少真实的被落实。更何况，这样一份毫无顾忌、赤裸裸拉黑哨的“仲裁判决”。

　　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Graham Allison）就曾指出，按照以往的大国行为惯例，对于此类国际仲裁，基本不会遵守。事实上，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没有一个曾经接受过任何一次国际法庭裁决。阿里森还说道，“美国等国都曾批评北京在此事上的立场。但说回来，如果我们考究一下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类似情形下都是怎么做的，得到的答案将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当我们回顾近年来一些类似的国际仲裁案件时可以发现，不论是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PCA）、汉堡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还是海牙国际法院（ICJ），其最终的判决对大国几乎都没有任何约束力，而起案件的执行率也呈现着逐年递减的趋势。

　　由国际仲裁庭（PCA）所判决的2013年“极地曙光号”案件中，常设仲裁法院就判决莫斯科必须向荷兰支付赔偿，俄罗斯方面拒绝接受。而东帝汶诉澳大利亚的案件中，澳大利亚并没有执行判决决议，两国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此外，2010年被视为对中国南海仲裁案具有直接和现实意义的毛里求斯诉英国案。同样是有国际仲裁庭（PCA）判决的一起小国诉讼大国的案子；同样来自菲律宾代理律师paul Reicheler；以及同样的仲裁员鲁迪格?沃尔夫卢姆法官。此案和南海仲裁案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仲裁庭都认定对部分诉求有管辖权。对于这起毛里求斯发起的案件，英国在此前已经表示该仲裁院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至2015年3月，仲裁院裁定自己对此有管辖权。英国没有清晰表态，是否将遵守有关的裁决，但是该区域的海洋保护区至今仍然维持原状。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Eric Posner统计，从1946年至1965年间，国际法院所有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3%，其中强制管辖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0%，而在1966至1985年的二十年间，国际法院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在此期间，所有强制管辖案件均未得到执行。1986年至2004年，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仅为29%，除通过特别协议提交法院的案件，执行率仅为17%。

　　自1946年至2004年，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44%，强制管辖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33%。当事国完全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主要有:“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美国诉伊朗；“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国；“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

　　此外，国家不完全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案例主要有: “陆地、岛屿和海洋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领土争端案”利比亚和乍得；“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国；“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墨西哥诉美国；“拉基玛洛大坝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域划界争端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

　　从以上的实例中可以证实，国际法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体系下对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约束力越来越差。同时由于国家政治力量的倒向也让国际法庭的公正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不接受国际法的约束，不执行或者部分执行仲裁法庭或法院的判决已然成为了一种国际常态。

　　国际法作为一个有别于国内法的独立法律体系，我们首先就要明白国际法的法律性质。显然，国际争端的任何一方都毫无疑问的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然而国际体系内没有能够对这个问题加以审议并作出最终裁决的独立的国际机构。由于国际法的独特属性，因此国际体系中存在着由现存国家构成的关系网，这些国家承认某些共同的原则和形势方法。在国际法上，创造法律、遵守或不遵守法律，都是由国家自身来完成的。

　　因此，与国内法相比，政治在国际法律体系中更靠近其核心地位，权利更加凸显。法律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加凸显和复杂。世界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马尔科姆·N·肖就其著作《国际法》中描述道，权利政治强调竞争、冲突和至上性，把为生存和势力而斗争作为核心。而国际法的目的是和谐和解决冲突。它试图创建一个框架，无论多么初级，作为一种减震器，澄清并缓和各种主张，以平衡利益。

　　显然，此次的南海仲裁只是菲律宾和美国单方面导演的一场大戏，非但没有平衡南海的局势，反而加剧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冲突，变成了一场“小国无赖”、“大国无奈”的闹剧。

　　当然，国际法不可能是立即解决冲突和对抗问题的渊源，因为其自身在结构和内容上存在固有弱点。但是这不能成为某些国家滥用国际法从而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手段。菲律宾等国对于国际法的滥用是在消弱国际法庭和法院的权威性，类似南海仲裁的案件越多，以后国际法的执行力就将越差。

　　国际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在其发展史上对于国际社会和人类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此次南海仲裁庭甚至连伪装都不要，几乎一边倒的偏向菲律宾做出如此赤裸裸的拉黑哨判决，这是对国际法精神的磨灭。为此，中国在对于南海仲裁做出的“三不”回应，即合理、合法也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