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矮了一大截　李立三死得蹊跷

　　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一件件气壮山河的、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策划者、组织者或参与的领导者，他就是李立三。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的李立三、周恩来的老同学李立三。文革期间被迫害“自杀”。但李立三“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给李立三补开追悼会。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李立三的实际身高1.78米相差15厘米。

　　李立三与夫人李莎（图源：浙江图书馆）

　　“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中之一）。

　　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只“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在党的历史上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然而，李立三就是不买账。

　　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文革”中创造发明的对待“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种种手段，都在他身上使用过。每次批斗会后总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里，连续不断地审问和威逼李立三交代“罪行”。已经68岁、且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立三，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头晕，头痛，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后5次给党中央写信，除了对他的所谓罪名进行辩诬之外，还请求允许他请假去医院治疗休息几天，待体力稍有恢复，再回来接受群众批斗。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复……

　　患难夫妻的生死诀别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1967年6月22日下午，华北局某造反组织向中央写的“关于李立三突然死亡情况报告”中称：“6月21日下午，××总部即召开斗争会，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斗了三个小时。斗完后，将李和其老婆交给我联络站，我们将李夫妇同车送回住处，李在车上向其老婆要求给他捎几副药品（硫磺蛋白、降压灵、索密痛）和烟嘴，两人并作了如下对话……”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时，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这时，作为秘书的我已去甘肃省农村落户，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追查活动），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退一步讲，如果李立三的确“存”有安眠药，他也不可能一直带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压根并不知道6月19日那天造反派把他从家里带走后，就不让他回家，会把他关押起来，这是突然行动。

　　再退一步讲，即便李立三在身上带有大量安眠药，看管人员也不可能不发现。因为，6月20日左右北京的天气已很炎热，李立三只穿一件单衣单裤，是无处可藏的，他的衣袋里少不了香烟和火柴。况且，看管人员又曾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副处长（行政15级干部）王××，他完全有这方面的“专业”常识，怎么可能不对如他们所说李立三这样的“苏修特务”有可能“自杀”而预先设防呢？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米63（与实际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