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掩饰南海巨大失败 中国面临凶兆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铮在《金融时报》刊文称，南海仲裁案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在国内外引起最大关注和讨论的事件，它是中国外交前所未有的一段经历，它对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得到全面客观的总结，如果无视事实和指鹿为马成为流行，则是国之凶兆。

　　对于这个影响重大的事件中国无疑可以从政策研究、政策说明和外交操作等多角度进行反思，本文主要从下面三个具有辩证关系的问题入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更好的评论。

　　大战略与小细节

　　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大国力量的兴衰，地缘政治的重组，科技革命的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强劲而且多元。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里，人们难免会经常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国际问题。

　　因此，南海争端也常常被放入国际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各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战略性的解读。但是，在我们从战略和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时候，也需要特别小心不要把一切都泛战略化。外交的成败决定于战略，也同样决定于技术细节。

　　关于南海仲裁案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一部不长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回答的，或者说，是关于公约的一些技术细节。但是，当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战略大背景之上时，却常常忽视了这些细节。

　　比如说，很多媒体中的文章认为此次的仲裁庭是临时组成的，因此对这个仲裁庭组成的合法性多有质疑。其实，任何人只要读一下两页纸的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就会全面了解仲裁庭的组成、程序和争端各方的职责等明确规定。使用临时仲裁庭处理争端是海洋法公约的一项特殊规定，其地位和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的基础之上。根据公约第287条，一国可以选择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方法以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或争端：(a) 按照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b) 国际法院;(c) 按照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d) 按照附件八组成的处理其中所列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争端的特别仲裁法庭。也就是说，上述四种方式都是公约认可和支持的争端解决方式。

　　实际上，附件七的规定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合常理之处，比如说规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这和一般仲裁需要双方同意的常识不同。还有关于仲裁裁决不得上诉，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的规定也不同于一般认为的仲裁结果不具有终极性的认识。但是，无论这些质疑具有多大的合理性，对于公约的缔约国来说，这些仲裁机制和程序是当年白纸黑字同意了的。甚至我们也不能说海洋法公约是一个由西方制定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条约，公约当年经过多年的谈判，最终条约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它体现的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西方海洋强国的利益，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也就是说，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如果我们今天把条约的这些不合理之处作为不参与的理由不免为时过晚，实际上根据公约由于仲裁可以单方发起并可缺席裁决，因此不出庭不仅不能减弱仲裁庭的合法性，反而是把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

　　还有，一直以来一个反对参与的理由是，只要参与了之后，就必须接受最终的裁决，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对公约技术细节缺乏了解的想当然的认识。按照公约的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是否全程参与，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

　　“有网外交”和“无网外交”

　　在中国体育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人擅长“有网项目”，不擅长“无网项目”。在没有身体接触的项目，比如乒乓球和羽毛球等项目上，中国军团常常在奥运会上孤独求败，而在无网项目上，比如足球和篮球，中国队的表现常常不尽如人意。那么，在外交上，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有网外交”和“无网外交”的区别呢？“有网外交”指的是常规的双边或多边活动，互访、发公报、签协议等等。而“无网外交”则是指结果不可能在事前完全掌握的谈判、仲裁和一些国际机构内部的政治运作等等。

　　在“有网外交”方面，中国外交近年来迎来送往非常活跃，外交操作非常熟练，主办的各种峰会和大型活动尽善尽美，常常让其它国家自愧弗如。

　　但是，这一次的仲裁案就是“无网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之所以称之为“无网”，是因为外交的结果是参与前不知道的，甚至是难以预测的，是一个双边或多边互动和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需要争取和努力的过程。有网外交往往可以自己选择时间、地点和参与的范围乃至人选，而无网外交则常常是遭遇战，可能需要放弃自己的主场，到不熟悉的环境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中国之所以做出不参与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这样的一种“无网外交”的形式不习惯，习惯了有网外交的保护，对于参与一个结果不可预测、过程无法掌控的程序非常不习惯。

　　事实上，一个有网外交做的很出色的国家没有理由在无网外交中做的很差，这其中的关键不在于能力，而在于观念和心态：考验“天朝大国”是不是能够放下身段，摆平心态，像参加无网运动的运动员那样去拼搏，去参与一场结果无法预测的较量。

　　“蓝军”与“红军”

　　在中国的新闻中经常有介绍解放军的军事演习中有“蓝军”与“红军”的实战对抗演习。军事演习的目的在与战场上少流血，那么，为了外交上少犯错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是不是也需要外交政策的“蓝军”与“红军”？

　　百家争鸣是制定高质量外交政策的一个必要条件。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争论，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各种情况的假设，甚至需要各种利益的代表以及代表不同观点的智库。没有高质量争论的外交就像缺少演习的军队一样是先天不足的。外交政策讨论应当鼓励不同的声音，学者的天职就是质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而且，在一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时代，越是观点的多元化，越是有争论，整体的社会舆论反而会更加平衡和理性，也更有利于稳定。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关事实与观点的辨证关系。事实与观点的区别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则常常混淆其中的区别，或以观点代替事实，或因观点而选择事实。对外交和国际关系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观点应当基于对事实的准确认知、清理和判断，而不是先有观点。国际关系不是一门侃大山的学问，而是关于认识和判断国际事务的基本事实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这个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太沉迷于观点，对观点的追求和信仰让人们忘记了对事实和真相的探索和分析。在一个人人都是战略家，都是开口就是大战略、大历史和大格局的时代，国际关系学者的本份是帮助国家和民众了解国际事务的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提供观点或是根据特定的观点来寻找相应的事实依据。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直面事实，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如果无视事实和指鹿为马成为流行，则是国之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