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王“绑架”中共？ 中南海的艰难平衡

　　2016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地王”频现。近日，2000年首创于福建省莆田市的融信集团以110.1亿元（1元约合0.15美元，下同）的拍卖总价——10万元/平方米楼板价，拿下上海某地块，荣升中国有史以来最贵地王。

　　2016年是中国有史来“地王”最密集的年份。据统计，前8个月，“双高地王”多达150宗，是去年同期25倍。而截至8月24日，中国单宗土地成交金额超过10亿元的地块共有300宗，而去年前8个月为150宗，同比暴增100%。

　　名为“向松祚”的微博用户分析：“房价飙涨，地王却依然频出，许多人拼命买房。为啥？因为大家都赌一件事，政府不会让房价跌，不会让银行破产，因为所有银行都是政府的。这个赌注看起来很有道理，然而经济自有规律。政府如何确保银行不破产？唯有财政救助和货币超发，后果是啥？大家都懂！”

　　事实上，尽管高房价的长期和现实危害早已十分明白，比如挤压实体经济、助长泡沫并埋下崩塌隐患、导致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但仍然能够扶摇而上的现实似乎证明，维持和推高房价的理由比之更加充分。

　　这些理由包括消化过剩产能，防止资金链断裂危机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维持地方财政，以及可能在于担心房价崩盘对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造成巨大伤害。

　　在近十多年里，房价狂飙突进，但是由于住房位列“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仍有许多人不惜于借钱、举债的方式以高价入手，甚至需要用透支未来数十年的代价来还款，使之成为其个人或家庭财富，或者说是整个人生最重要的“资产”。

　　而如果房价暴跌，纵然是经济规律使然，按理说不应怨天尤人，但也会对其造成巨大伤害，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后果。比如在2015年，当部分地区有房地产商主动下调房价以促销和回笼资金时，经常会有大批业主违法聚集和冲击售楼处。执法者也难以维持秩序。

　　执政者应当也不会乐见这样的场面。除了担心房价失控导致社会稳定的问题，其考量还包括培养和呵护尚在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虽称“分别”，两个议题其实紧密相关，这可能也是将其放在一个会议上来研究的原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表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和城市房产拥有者之间，或许也可以划一个约等号。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某一方面来看，在房价越来越成为一堵横亘在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高墙，将会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新陈代谢和规模扩大，进而把整个社会粗暴地分解成两半。对高房价的维持，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培养和呵护，也有可能转化为被其“绑架”。

　　拥有高房价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实是在整体变身为高收入群体，挤进社会更高层。这种收入不是指按工薪，而是指住房等固定财产本身的迅速增值。初具橄榄球型社会形态的中国正在向哑铃型社会形态转变，继而有可能变成金字塔型社会。

　　对于已经位居社会顶层的少数群体而言，国家力量很难对其进行调控，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皆是如此。

　　社会中各个群体都可被理解为“利益集团”，但决策者需要兼顾各方、维持公正，需要保持一种相对超然的立场。

　　中共在历史上长期以工农阶层作为自身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来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渐趋多元，中共亦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其代表群体也不再仅局限于工农阶层，甚至是与之渐行渐远。其自身的腐化错乱，与社会上层合理和不合理的深度交融，以及与底层社会的隔阂对立，酝酿出社会现实和理论合法性两个层面的执政危机。

　　十八大前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旗帜的左右舆论互搏，薄熙来与汪洋不同的“蛋糕论”，以及十八大后一些人对所谓左倾、民粹的观感，其实是对改革开放失误部分的反思和回调。这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也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

　　特别是近年来投入巨大精力的扶贫事业，是对几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忽略部分的必不可少的弥补，也是消除未来隐患，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责履行。不过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处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自发性“先富”，已被远远抛在后边的其他社群的“后富”并非易事，即使有“先富”的带动。这需要非常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