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播下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蚤

　　100多年前，在观尽中国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之后，梁启超先生对中国社风民情做了极其冷彻的总结：“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但令中国总理李克强深感郁闷的是，他在2014年9月提出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运动”，不幸落在梁任公算中。据媒体报道，大学生创业95%以上陷入失败，剩下的那部分成功者的成功依靠的是“不要脸”，刚出炉的典型例证是宅代洗。

　　“双创运动”：本为惠民反成殃

　　中国失业问题严重，在胡温任期内，大学生出现“毕业即失业”现象，其时李克强任副总理，如何为中国人造饭碗一直是他考虑的重心。早在2008年，鼓励大学生创业就成为中国大专院校的口号，在一职难求的情况下，大学生自主创业人数不断增加。据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已从2008届的1%上升到2012届的2%，增加了一倍。

在人大会议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身边走过，上台做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 )

　　政府引领创业始于总理李克强提出“全民创业”之后。这个主意初步形成于李克强2014年7月在湖南大学学生创业中心视察之时，当时，李克强花106元买下湖南大学学生4个创业产品（手绘风景明信片等），并称赞学生说：“那你是像乔布斯一样，没毕业就创业了”。两个月之后，李克强到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承诺要推出创业引领计划。同年6月，贵州毕节出现一家四位留守儿童喝农药集体自杀事件，为了避免这种家庭悲剧，李克强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以便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凭心而论，在中国各种政策中，这项创业引领计划算是落实得最好的。两年时间内，中国出台的有利于国民创业的政策包括，一是降低企业注册门槛，例如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10万元和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放开注册场所登记条件；二是政府引导资金到位。据美国彭博社引证咨询公司清科集团编译的数据，2015年，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筹资了1.5万亿元，使其管理总资产增至2.2万亿元，较2014年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翻了三倍。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Preqin表示，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创业基金，几乎是2015年全球其他地区创投基金募资总额的五倍。在全国，有780家类似的基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税收收入或政府支持的贷款。

　　但创业者95%陷入失败，却是李克强提出“双创”之时未曾料想到的悲催结局。

　　政府提供资金杠杆，创业者难觅市场需求

　　政府引领的创投基金为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杠杆，但却没法帮助创业者创造市场需求，不少创业者恰恰就倒在这个坑里。据IT桔子的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后成立的公司死亡数量（已关闭状态）为406家，其中2013年成立的公司死亡量占比为90.6%。媒体盛传“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为80%左右，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而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高达95%”。

　　新华社为此专门做了一项相关调查，结论是大学生创业失败率超过九成。该调查以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大学为例说明创业之艰难：浙江大学的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为5%左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据浙江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介绍，综合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调研数据，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远低于社会创业平均成功率。大部分“大创牌”企业夭折于初创期，熬不过三年。

　　所谓“创业”，其实就是开办中小型企业。一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好坏，可由该国的中小企业死亡率来管窥蠡测。中国的中小企业死亡率相当高，1993 年以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中国经济网，4月12日）。2012年的数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之相比，同样依靠银行贷款和小企业局（SBA）担保贷款创业的美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都在8年以上，因为美国扶持小微企业，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还在全国各地设立1000多个小微企业技术辅导中心，无偿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这无疑反应了中国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状态。中国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的60%和40%左右，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寿命缩短，必然导致中国人就业日益艰困。在中小企业生存变得如此艰困之时，再让毫无经验的大学生去创业，等于让他们自杀。中国媒体不断登载创业失败者的悲伤故事，例如自杀、消失、让担保的家人背上沉重的债务，不少人陷入负债的一贫如洗状态，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状况应了一句老话：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创业成功为何需要行骗？

　　“双创运动”出现之日，我就知道不可能成功。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些老生常谈：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外部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政策、政府作为及社会诚信等；内部则需要创业者的经验，以及企业产品的研发与企业人财物的管理、管理能力及市场营销能力，等等。我只想说点最简单的，那就是创业仅有资金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市场。就算上述条件全部具备，创业也是一个风险极高，没有安全边际的行当。马云、郭广昌等成功者只是极少数，无数失败的故事早就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

　　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了最近千夫所指的宅代洗故事。报道说，创业公司宅代洗上线4天只有一个订单，于是创始团队想出了剪电线的“高招”，让用户不得不用洗衣app的方法，以此“创造”强需求，订单一天达到1100份，首月盈利60万。

　　这个故事引出了商业诚信问题。财新网发表《互联网创业恶习养成记》，在回忆了几个著名的创业者造假事件后，作者感慨道：“互联网创业不挣钱或者亏损成为被认可的资本故事后，团队和数据成为单一却也单薄的资产作价标准。实际操作中，看人成了讲故事、拼言论，看数据成了猜诚信、赌风口。市场缺乏对商业运作的基础常识和道德感，互联网盛行‘颠覆’，颠覆常识，以至于最终消解了道德感。”网络上一片哀叹：为什么创业者越来越不要脸？

　　中国的道德体系崩溃早成定局。早在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就曾发表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这篇文章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

　　对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我曾概括为四个层面的问题：国家信用（国与国之间的信用）、政府信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商业信用、个人信用都已经溃败。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法国媒体看到中国沦为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社会后，惊呼“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罗盘”。2015年11月，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通过对15个国家的1500人所做的两份网上抽样调查得出结论，中国人的诚信度最低，而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诚信度最高。

　　创业在全世界都非易事。创办中小企业（Funders and Founders）发布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成功率只有12%，第二次创业成功率为20%，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在中国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经商，成功率当然更低。

　　早在6、7年前，中国就有不少民营企业退出市场，认为经营环境恶劣，不投资才是最好的资产保值方式。目前，中国经济危机日益迫近，企业倒闭成潮，市场严重萎缩，连教育这一危机传导的末端都不得不开始裁员，再让初入社会、毫无经营管理企业经验的大学生借债创业，最后的结果必是满地荒芜：创业者绝大多数因失败陷入贫困，极少数依靠行骗获得成功。（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