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追悼大会现场3千多人突然晕倒

　　伟大领袖毛泽东已逝世40周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吊唁期间，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1976年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但也是不幸和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颗巨星相继陨落，那种精神打击实在太大。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出险

　　毛泽东逝世后，治丧委员会成立了卫生保健组，由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女，56岁，谢富治之妻）担任组长，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卫生保健组的当务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吊唁期间的卫生保健工作，毛泽东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估计每天有十余万群众前来瞻仰遗容。

　　第一天来吊唁的多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东大厅因室温过低，使在那里休息的一些领导有嗓子痛、头痛、流涕等轻度感冒症状。最为严重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吊唁过后感到严重不适。从当时内部简报来看，张平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出险的高级领导干部。

　　针对东大厅第一天出现的病情，卫生保健组与中办商量后决定，凡是领导人士进入大堂都临时发一件棉大衣披挂，并在东大厅内喝姜糖水。伤风感冒的情况明显减少。

　　吊唁期间治疗一万五千多人

　　9月11日、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场面的刺激而在现场出现休克症状。1976年9月13日《卫生保健简报》记载：“今天（9月12日）参加吊唁的群众队伍中发病的有2450人，其中九人病情较重，休克四人，虚脱三人，晕倒一人，冠心病急性发作一人，经过积极抢救均恢复正常。”1976年9月14日《卫生保健简报》记载：“今天（9月13日）人大会堂内外各医疗点治疗675人，其中留诊观察30人，晕倒12人，冠心病5人……”

　　据9月17日晚统计，从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30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奇迹。

　　追悼会3200多人昏厥

　　紧接着的工作是9月18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追悼大会在18日下午3时举行，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3200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六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800多名昏厥病人，300多名病人也送到新华门医疗点。人手吃紧，附近的几个医疗点闻讯赶紧派来几十位大夫支援。救护人员把地毯、被子、塑料布等铺在地上让病人休息，采用针灸、西药等多种办法，就地抢救了大量病人。

　　9月18日当晚，卫生保健组发出简报：“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16829人。”整个追悼大会，医保方面无一差错，主事的刘湘屏这才松一口气。

　　三颗巨星接连陨落之痛

　　卫生保健组这一次平安度过，部分原因来源于以往经验。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多有吊唁群众晕倒。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的老党员回忆，当时他跟随红军烈士家属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时，一进大院，就有11个红军老战士因为悲伤过度，当场晕倒。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其堂侄周尔鎏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听说首钢和一些其他重要企业聚集数百名职工意图阻截灵车，反对火化总理的遗体；还听说八宝山的葬礼工人拒绝按电钮启动火化。”“南斯拉夫使馆一位参赞的夫人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竟然昏厥过去；我外交部的一个朋友马小燕相告她的母亲，这一位回族老太太因哭泣过度严重影响她的视力，几乎哭瞎了眼睛。”

　　周恩来逝世7个月后的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撒手人寰。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然而三颗巨星接连陨落，这密集的悲痛仍是无法承受之重。（摘编自《南方周末》《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红墙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