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贿选案 竟然创下两个“新中国史上首次”

　　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张德江主持召开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并讲话。

　　不寻常之处何在？首先，这是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召集”的会议，这一举动就非常不寻常；而之所以临时召集，则是为了表决辽宁省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内容也非常不寻常。

　　临时

　　按照1987年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会期是两个月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这一次的临时召集有多特殊呢？这么说吧，在全国人大网上，可以翻阅“历次常委会”的专题。这一专题最早的更新，是2004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自那到现在的12年间，这一机制几乎完全按照2个月的间隔来进行。

　　仅有三个“例外”：1，新一届常委会产生后的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一般间隔一个月，这已是惯例；2、2004年4月，一个月内召开了两次会议，但没有说是“临时召开”的，按照日期推算，加开的那一次，是因为要决定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3，这一次。

　　换句话说，至少12年来，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召开临时会议。

　　定性

　　会议的内容则更加重磅：辽宁贿选。

　　因此案件，辽宁的官场正迎来深度洗牌。此前，四名落马的省级高官——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郑玉焯，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都在审查通报中被点名与此拉票贿选案有关。一批厅级官员、企业家、人大代表，也卷入此案当中，后续余震不断。

　　今天，张德江的讲话中，也是首次对辽宁贿选案“定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省级层面”，已经凸现了不同。此前曾用过类似表述的是衡阳贿选案，不过不是“省级”。

　　数据也确实可以证明原因。要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辽宁代表，一共才102名，这一次就一下失效了45名，占到全省总数的44.1%；

　　新华社的数据则更加令人触目惊心：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辽宁省的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本来有62名人员，已有38人代表资格被终止。因此，其常委会成员已经不足半数，无法正常履职；“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这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

　　此前，关于辽宁案件的通报，其实已经在党内层层传达。这一次罕见的人大临时会议，通报出的内容，是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人大代表”层面；而辽宁贿选案，还同时关涉到党政干部在换届选举时的拉票贿选。但中央对此案件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其实已经在张德江的讲话中可窥全豹。

　　规则

　　明年就要召开中共十九大了。按惯例，在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两年，全国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都将迎来集中换届，后续也会有各级人大政协的换届，于是便有“换届年”之称。今年，省级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已经非常密集，大家都看到了，省以下的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在这个当口，中央的通报、人大临时会议、以及此前下发的中央《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都可以看做是在给换届工作打预防针。毕竟，为政之要首在用人，任命什么样的干部，提拔或调整谁到新的岗位，将涉及到大量的系统性人事安排，是政治生活的重中之重；选举什么样的人当人大代表，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民主能否发扬，百姓的意见建议能否通达。

　　跟过节一样，换届也曾是问题多发的“关口”。按照官场“潜规则”的说法，这样的关口，人员走动密集，私下活动不断，隐秘之事多发。

　　比如，中纪委机关报就刊文列举了一些乱象：超龄不可以提名，但可以在户口本上做做手脚；不该为他人说情，但可以“介绍介绍情况”；明明是有人在研究干部会议上跑风漏气，却美其名曰“英雄所见略同”，以至于让遵守“明规矩”的实干家受到排挤，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宵小左右逢源。

　　张德江也指出了辽宁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乱象：“选举组织机构和相关责任人不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对破坏选举的行为熟视无睹；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物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

　　一般说来，拉票贿选，自然是向有投票权的拉票、贿票。在党的组织部门的工作程序中，每逢换届年，需要走一整套流程。比如，上级组织部门派出的考察组，要到下级党委去展开工作；在此过程中，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找一定级别的干部谈话，让他们对候选人进行评价、推荐等；同时，还要召开一些干部研究会、推荐会，评议候选人的名单，之后进行投票，形成组织意见。1

　　一般说来，拉票贿选，自然是向有投票权的拉票、贿票。在党的组织部门的工作程序中，每逢换届年，需要走一整套流程。比如，上级组织部门派出的考察组，要到下级党委去展开工作；在此过程中，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找一定级别的干部谈话，让他们对候选人进行评价、推荐等；同时，还要召开一些干部研究会、推荐会，评议候选人的名单，之后进行投票，形成组织意见。

　　人大代表也有自己的一套考察和推选流程，因为全国层面的代表，需要省级代表投票选出，以此逐级类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45名辽宁全国人大代表被罢免，就会有500多名省级代表涉案。

　　本来，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这些在地方、系统内互相熟悉的干部，可以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反映其实际工作能力、工作和生活作风、群众口碑等，在干部任用的条件框架下，求得“选贤任能”的效果。但投机者也寻得了空间：找准那些有投票权的人，让他们在与组织部门谈话时替自己“美言几句”，或者在投票时为自己投上一票。权力的寻租和交换就这样形成了。

　　选人用人，是为政之重中之重。拉票贿选，则会对一地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比如辽宁。事实上，2年前，在中央巡视组巡视辽宁后，就查处了辽宁干部任用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等问题，建议辽宁省委吸取换届选举工作的教训，坚决查处拉票贿选，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辽宁“回头看”的整改报告这样写道：“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这份报告显示，辽宁的拉票贿选的涉及面，已经从省委、省人大的高层领导，波及到“省发改委、省法院等部门及大连、鞍山、朝阳等重要地市”。1

　　辽宁“回头看”的整改报告这样写道：“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这份报告显示，辽宁的拉票贿选的涉及面，已经从省委、省人大的高层领导，波及到“省发改委、省法院等部门及大连、鞍山、朝阳等重要地市”。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前面已经说到，如果要拉票贿选，就会是“海拉”、“海贿”，因为民主推荐环节的谈话人范围可能会非常广。以已经查处的四川南充、湖南衡阳为例，前者涉案人员477人，后者则有467人被处分、69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一脏脏一窝”，在拉票贿选中并非虚言。

　　更让人担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等现象。比如，某个地市的领导想要晋升省级行列，如果要走这条歪路，就可能打起“老乡牌”、“同学牌”、“工作经历牌”，允以互相提携等政治回报，最终形成封闭的独立王国，共同进退、对抗组织。7月11日，辽宁省委就专门召开了扩大会，专题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

　　预防

　　正因如此，预防针和紧箍咒才更有必要。今天人大召开的临时常委会，话已经说得非常重——“绝不允许把权钱交易那一套带到选举中来，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绝不姑息迁就、绝不法外开恩”。

　　今年年初，在全国组织部长会上，包括严禁拉帮结派、买官卖官等的“九严禁”就已出台；“四凡四必”的提法，则也在今年换届中得到贯彻：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

　　今年年初，在全国组织部长会上，包括严禁拉帮结派、买官卖官等的“九严禁”就已出台；“四凡四必”的提法，则也在今年换届中得到贯彻：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

　　用白话来说就是，凡是有可能被提拔任用的干部，必须重新审查干部档案，重新核实个人事项申报，必须听取纪检和信访举报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因为这些事情阻碍了晋升进程的，全国现在不在少数。

　　当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良币就必然被劣币驱逐。如果能干务实的干部不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被认可、被提拔，心灰意冷的就不只是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政治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后遗症却可能是非常长久的。

　　制度的笼子扎紧后，将问责进行到底，灰色的空间就会被挤压。在干部选用这个问题上，止住投机者是第一步，如何鼓励改革创新者，让能干者上位、慵怠者让位，则是另一个需要精细设计和大胆执行的问题。比如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换届中，一些地方已经明文规定了年轻化干部的任用比例，以及主官中有过基层经验的比例，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