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受賄，拿了慈禧的夜明珠？

　　1、孫殿英從東陵盜寶案中逃脫法律制裁，是在1930年。2、按孫殿英自己的說法，他通過戴笠向蔣介石、宋美齡贈寶，是在1933年之後。

　　1928年7月，小軍閥孫殿英用炸藥盜掘了清東陵的慈禧、乾隆墓，引發舉國譁然。但事後，孫殿英並未受到任何懲處。坊間傳言，乃是因為孫攜帶盜墓得來的珠寶，分送南京政要，宋美齡亦收了孫贈送的一顆“慈禧夜明珠”作為鞋飾，故蔣介石對孫網開一面。

　　這種說法，乃是無稽之談。

　　此說的唯一史料源頭，是軍統局幹部文強晚年撰寫的“文史資料”

　　文強在40年代，曾在軍統局先後擔任過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華北辦事處處長、本部第三處處長、中美特訓班第三班副主任等要職。1949年後，文強留在大陸，為“文史資料”撰有《孫殿英投敵經過》一文，詳述了自己與孫殿英的交往。其中寫道：

　　“1943年3月2日，我與孫殿英一道啟程到陵川。……窟窿岩一宿，原想好好的消除疲勞，不料孫睡到三更半夜睡不着，把我從夢中叫醒，要聊天。……孫談得興高采烈，又將東陵盜墓的事，全不隱諱地向我談出。他說：‘……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極了，棺材裡的屍體已化了，只留下頭髮和辮子；陪葬的寶物不少，最寶貴的是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顆，聽說是代表十八羅漢，都是無價之寶。其中最大的兩顆朱紅的，我在天津與雨農見面時送給他作見面禮。還有一柄九龍寶劍，有9條金龍嵌在劍面上，劍柄上嵌了寶石。我托雨農代我贈給委員長或何部長，究竟雨農怎樣處理的，由於怕崩陵案重發，不敢聲張。慈禧太后的墓崩開後，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寶物就多得記不清楚。從頭到腳，一身穿掛都是寶石，量一量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頭是一隻翡翠西瓜，托雨農代我贈給宋子文院長了。她口裡含的一顆夜明珠，分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呢，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髮。聽說這個寶貝可使屍體不化，難怪慈禧的棺材劈開後，老佛爺好像在睡覺一樣，只是見了風，臉上才發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將這件寶貝夜明珠托雨農代我贈給了蔣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寶物之後，引起了孔祥熙部長夫婦的眼紅，接到雨農的電告後，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龍寶劍，究竟贈給了委員長還是何部長，到於今還不明白，有便請代我打聽，但也不必當面去問雨農，不然，會顯得我太小氣了，千萬千萬，拜託拜託。’”①

　　文強此文，是“宋美齡收了孫殿英贈送的一顆慈禧夜明珠，故蔣介石對孫網開一面”之說的唯一史料源頭。

　　假設文強的轉述無誤，那麼，據此文可知：1、所謂向蔣介石、戴笠、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夫婦行賄，是孫殿英“半夜睡不着”叫醒文強，主動告訴他的，談話時間是1943年3月。2、按孫殿英的說法，上述行賄全部通過戴笠這個中間人來操作。3、由贈“見面禮”之說，可知孫“在天津與雨農見面”，是孫、戴二人初次相識。

　　文強所轉述的孫殿英之言，恰恰證明了宋美齡不可能干預東陵盜墓案的審判

　　孫殿英盜挖清東陵，時間是1928年7月；同年8月，事跡敗露，其部下譚溫江被捕，國民政府成立特別軍事審判法庭；至1930年中原大戰，孫殿英投靠閻錫山、馮玉祥一派參與反蔣，譚溫江等人被釋放，案件不了了之。

　　然而，孫殿英與戴笠初次相識，卻是在1933年。據文強披露：

　　“1944年春，戴笠到河南臨汝風穴寺主持中美特種技術合作第三班(戴笠兼主任，我任副主任)開學儀式時，在一次閒談中，他談到他與孫殿英的結識：是執行老頭子(指蔣介石)的密令——搞垮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戴說，他曾經同劉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與孫見過面，劉健群一腦子的書生習氣，開口閉口搬大帽子，孫很不痛快。後來了解到，孫所關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他唯一的目的是找靠山，靠得更穩當、更能往上爬，才合他的胃口。於是，戴笠回到北平後撇開劉健群，另作再去大津見孫的準備。戴笠說，他找張學良將軍寫了一封親筆的介紹信，又找到孫殿英要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張璧和洪幫著名頭子張樹聲，陪同他一道到天津，下榻英租界利順德飯店，擺出很大的派頭。這次不是先去拜訪孫，而是邀孫在飯店見面。孫了解到戴是蔣介石身邊的親信特務頭子，一見面便倒地而拜，連說上次相見，有眼不識泰山，實在罪過，我們同是在江湖上闖蕩的，只要蔣委員長用得着我，願一輩子做馬前卒，要我割下頭來，保證不會割下耳朵，今日見面難得，送兩顆紅寶石作紀念吧。孫還曾鬼頭鬼腦地向戴說: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當時答應收下，回南京後交給蔣介石了。他倆這次見面是痛快的，戴說孫老殿確有江湖上的豪氣。”②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舉事，自稱“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欲借抗日之名，行割據之實。孫殿英是馮玉祥的重點拉攏對象，也是南京方面的重點策反對象。據孫部中校參謀王任之回憶，“何應欽三次派藍衣社頭子劉健群來沙城遊說孫殿英”，③可證文強的記載不虛。

　　如此可知：1、孫殿英從東陵盜寶案中逃脫法律制裁，是在1930年。2、按孫殿英自己的說法，他通過戴笠向蔣介石、宋美齡贈寶，是在1933年之後。3、文強的記錄中，孫殿英有言“我托雨農代我贈給委員長或何部長，究竟雨農怎樣處理的，由於怕崩陵案重發，不敢聲張”，“怕崩陵案重發”幾個字，也說明贈寶之時，孫已從東陵盜寶案中脫身。簡言之，按孫殿英自己的說法，他從案件中脫身在前，向宋美齡贈寶在後，前後有不少於3年的時間差。東陵盜墓案不了了之，與宋美齡沒有關係。

　　如此，接下來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1、1928-1930年間，孫殿英是怎麼從案件中全身而退的？2、1933年之後，宋美齡究竟有沒有收過孫殿英送的夜明珠？

　　孫殿英能從盜墓案中全身而退，關鍵原因不是行賄，而是大軍閥們的勾心鬥角

　　孫殿英盜發慈禧、乾隆之墓被媒體報道之後，舉國譁然，要求嚴懲的輿論極盛。因案件主犯乃是現役軍人，非普通法院所能審理，故遜清宗室、文化名流以及北平總商會等機構，均曾請求組織特別法庭，且要求參加陪審。但孫殿英的身份頗為特殊，牽涉到諸多政治派別的利益，故最終決定組織封閉的“高等軍法會審處”審理此案。

　　一方面，孫殿英部名義上乃是蔣介石的部屬。孫部原屬張宗昌的直魯聯軍。1928年夏，孫選擇向北伐軍“投誠”，接受了蔣介石第一集團軍的番號，但孫對蔣的觀感並不好。蔣在該年7月倡議整理全國軍隊，欲將現有的200個師減至50個，遭到了來自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極大阻力。按計劃，孫殿英部也將裁員過半，由軍改旅。孫對整編極為抵制，但蔣派在北平的代表何成浚立場強硬，對孫明言：若不整編裁兵，則中央將停發糧草、餉彈。這也是孫鋌而走險去盜發皇陵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當時主政北平的乃是閻錫山（北平衛戍總司令）、馮玉祥等人，盜墓案發後，閻、馮均有藉此案攻擊蔣介石的用心。④

　　這種勾心鬥角，充分體現在特別軍事法庭對審判官的選擇上。組織特別軍事法庭，乃是閻錫山的主張。代閻錫山坐鎮北平的朱綬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最初擬定的審判官人選，如楊傑（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冷遹（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總指揮部總參議）等，全是蔣介石第一集團軍中之人。若審判結果對孫殿英有利，蔣必會承受極大的輿論壓力；若審判結果對孫殿英不利，閻、馮亦樂見孫與蔣分道揚鑣。南京方面洞悉此中奧妙，故在接到朱綬光關於審判官的人選報告後，迅速指示必須“由各集團軍派員充審判官”。最終方案，乃是蔣、馮、閻、桂的第一至第四集團軍，各出了一名審判官；至於審判長，則由閻錫山派系的商震擔任。⑤

　　另據丁治磐將軍（與孫殿英曾一度同屬直魯聯軍）披露，1928年6月份蔣介石派何成浚與徐源泉（直魯聯軍高級將領）接觸，徐已決心接受第一集團軍的番號；但期間為求自保，還曾與孫殿英等人一道“暫時先接受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第十一軍團的番號”，1928年7月何成浚抵達北平後，丁、孫所部，才又轉而接受第一集團軍第六軍團的番號，且被置於徐源泉麾下。但盜墓案的審判，令孫殿英再次倒向了閻、馮。丁治磐回憶：

　　“孫殿英雖是老粗，但心思很活，常與外界聯絡，十七年七月初他盜慈禧太后陵墓後，珍奇珠寶送給馮玉祥、閻錫山頗多，但有無送給徐源泉，因我在軍中帶兵，並不清楚。……據說馮玉祥還對孫盜寶表示同情，他說：‘我們把他們（清皇室）活的趕走了，你把他們死的拿走了。’由於孫盜寶的事，使得他與徐源泉心存芥蒂，孫認為徐源泉未盡力保護他，所以雖然徐源泉待人寬厚大度，孫仍存離心。……我部在北方過冬後，就於民國十八年春調回南方，……由於孫殿英仍存離心，我們對孫殿英部嚴加注意。……當時我們和孫部分東西兩路走，令孫從東路走到山東禹城附近渡河，意思是說你若願意跟我們到南方來就渡河，不來就算了。結果孫就停在山東平原不渡河，雙方即在此分道揚鑣。”⑥

　　丁治磐提到“孫認為徐源泉未盡力保護他”，事實上，徐源泉當日身為孫的上司，曾對外界多次替孫辯解，聲稱孫的寶物乃是“剿匪所獲戰利品”。不過，徐也曾令孫向北平衛戍部交出“金銀器物珠玉玩具等二十七包”，這或許是孫不滿徐的主因。⑦孫最終從盜墓案中全身而退，實是當日各派系政治力量勾心鬥角的結果。徐永昌評價孫：“在十九年戰事未起以前，……最反對中央的是孫殿英、高桂滋……”⑧1929年6月，“高等軍法會審處”預審終結，卷宗及判決書被送往南京政府軍政部。此時，“中原大戰”即將爆發，南京不欲刺激孫殿英，故遲遲未對判決書出具意見；及至1930年，孫殿英在中原大戰中倒向反蔣的閻、馮、桂陣營。被關押在北平陸軍監獄的孫部盜墓軍官譚溫江等，也得閻、馮等人默許而被釋放。一場轟動全國的盜墓案，就此不了了之。⑨

　　孤證不立，從孫殿英的仕途起伏中，也完全看不出蔣介石、宋美齡收過孫的夜明珠

　　至於孫殿英所謂的1933年之後曾通過戴笠向宋美齡贈送過夜明珠之事，筆者傾向於認為此說為假。原因有三。其一，孫有吹噓自己與戴笠、蔣介石存在親密關係的強烈動機。1、文強乃是軍統派至太行山游擊區“監視”孫殿英之人，孫也很了解文強的身份與來意；2、1943年2月底，孫派代表參加日偽召開的“璐王墳會議”，消息走漏後，孫亦有必要用言詞安撫心存疑慮的文強。其二，孤證不立。迄今為止關於宋美齡收了慈禧夜明珠的唯一可稱之為“史料”的依據，就是文強的這段對孫殿英之言的轉述。其餘坊間材料，或與此說牴觸，或不過是這段文字的衍生物。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孫殿英的仕途起伏中，完全看不出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這些人收了他那麼重的賄賂。

　　1934年孫殿英全軍覆沒，實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結果。1933年，馮玉祥欲拉攏孫殿英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南京對抗，孫則首鼠兩端，一面敷衍馮，一面與南京秘密接觸，藉機自抬身價要求中央讓自己“率所部移屯陝北、綏西邊荒”去屯墾——孫本是沒有固定地盤的游軍，此舉是要挾中央企圖獲得根據地。蔣介石再三權衡利弊之後，曾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但蔣此舉並非出於真心，1933年9月1日，在給何應欽的密電中，蔣曾明確表示“孫部庇藏共黨分子太多，愈行愈遠，亦收拾更難，實有從詳考慮之必要”；10月13日，又密電何應欽、朱紹良，明言“孫部無益國家，遺害地方，當然不能再有顧惜”；稍後因福建事變，蔣處理孫的步子放緩。1934年1月30日，福建事變已平，蔣介石再電何應欽，要求其與閻錫山商議，“對孫殿英應決心根本解決”，如閻錫山不積極，則中央軍將前往晉綏“自行擔任”這一任務。3月11日，晉綏軍下達攻擊孫殿英之總攻令。31日，傅作義向南京報告：孫殿英部三萬餘人已全部被繳械。⑩

　　1936年孫殿英再度出山擔任“察北保安司令”，與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等人並無關係，乃是宋哲元所委任（只是一個空銜）。蔣介石對孫殿英出山一事甚覺驚訝，曾於日記中寫道：“（聞閻錫山釋放孫殿英）此其為擾亂宋哲元後方之張本乎？”（孫長期被監視居住於晉祠）（11）七七事變後，孫通過劉峙、戴笠的門路，要求抗戰，與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蔣擔憂孫重拾舊業在華北搞會道門，為日偽服務，故給了他一個“冀察游擊司令”的名義。（12）另據打入孫殿英部隊的中共地下黨員靖任秋披露，“當時，蔣介石雖然已經發表孫殿英為冀察游擊司令，但對孫極不放心，特指定孫與戴笠建立經常聯繫，由戴笠派出軍統特務嚴家誥帶着電台常駐孫的司令部進行監視。我曾把這一情況，請示過恩來同志：如何對待他們？恩來同志指示：一定要跟他們來往，能打進去最好。……孫要錢、要東西，都通過戴，蔣介石深知孫殿英不好對付，只有用特務組織來控制他。”（13）

　　至於坊間傳聞甚廣的“乾隆九龍寶劍落入戴笠之手，戴笠墜機後在飛機殘骸中被發現”，也只是捕風捉影之詞。其“風”“影”的源頭是軍統幹部沈醉為“文史資料”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說，據他聽聞，當年戴笠從北平動身，“在抄查出漢奸的財物當中選出了一些精品帶在身邊”，飛機失事現場，發現“有一柄古劍，雖經烈火燒過，劍柄劍鞘都燒壞了，但劍光仍閃閃逼人，為不曾多見的寶物”。按沈醉的說法：1、“劍柄劍鞘都燒壞了”，是無法判斷這柄劍是不是乾隆的“九龍寶劍”的，甚至也無法判斷是不是“古劍”；2、這柄劍更有可能只是戴笠的隨身佩劍而已，沈醉自己就有過為戴笠準備佩劍的經歷。（14）沈醉這耳聞而來的寥寥數語，後來還被演繹成了“馬漢三為九龍寶劍暗害戴笠”，自然更是荒誕不經。

　　簡而言之，目前尚無確切證據能夠證實宋美齡拿了孫殿英從慈禧墓中盜出的寶物。

　　注釋

　　①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22卷 第64輯》。②同上。③王任之，《孫殿英與抗日同盟軍》，收錄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6 抗日戰爭（上）》。④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 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P52-99。⑤《東陵案軍法會審，將由各集團軍派員充審判官》，《申報》1928年9月10日。⑥劉鳳翰、張力/訪問，《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 ，2013，P33-36。⑦《東陵文物一部交出》，《申報》1928年9月15日。⑧《徐永昌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14，P191。⑨中原大戰期間，孫殿英仍有所反覆。蔣介石日記1929年12月10日記載：下午，得徐克成電，稱：“孫殿英在自由縣，截我洛陽部隊之歸路。”1930年8月21日又記載：孫殿英派員謁投誠，蔣評價“匪性反覆，姑試允之，以觀其後”。⑩ 盧艷香：《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之重考——以“蔣介石檔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11）《困勉記》，1936年1月27日。（12）王文亮，《抗戰時期我黨對孫殿英的統戰工作》，王天中，《孫殿英與其冀察游擊司令部教導大隊》等。（13）靖任秋，《在華北敵後戰上》，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3輯 1981》。（14）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6卷 第2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