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最近一次刑法修正案实施已经一年，就在这一个月里，连出三个典型判例。
获刑的人，有正部级地方一把手白恩培，有中央部委权力部门要员魏鹏远，还有地方国企高管于铁义。虽然级别有差异，但他们身上有着惊人的相同点：贪污、受贿金额特别巨大。
特别巨大是多大？于铁义3个亿，白恩培、魏鹏远2个亿。大家还记得开国巨贪刘青山、张子善么？他们涉案金额171亿元（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171万，被判了死刑。副国级高官成克杰，涉案4000多万，也被判了死刑。而上述三位连续刷新共和国最高贪腐纪录的官员，却逃过一死。有小伙伴会问，究竟涉案多少钱才够上死刑标准？
这一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慎用死刑是当下司法实践的大趋势。贪腐上亿，论罪当死，鉴于有立功变现，可不立即执行。为了更好发挥惩戒作用，宣判时同时确定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震慑作用立见。
而更为费解的问题在于，涉案数额相近而刑期差别较大，这其中的裁量“空间”在哪？以近期的判决结果为例，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案1800多万，被判12年；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林存德涉案2400多万，被判无期。
上文提及的白恩培、魏鹏远、于铁义等人，今后也有被减为无期的可能。林存德的涉案金额接近王敏，却与贪腐3个亿的人结局相近，原因为何？长安街知事曾给大家介绍过，广东厅官落马数量全国第一，而众多重量级老虎落马的背后，都有林存德的身影。这位曾手握人事大权的厅官，对于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数额，是衡量刑期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根据刑法的规定：个人受贿五千元的就要立案；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几个标准，是1988年作出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10万元此前是个大数目，贪污10万以上就可能判处重刑。而在经济发展到当今水平后，衡量标准势必发生变化。
去年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的规定了三档刑罚，并且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这样一来，单纯通过数额量刑的标准，就变成了数额加情节综合判定的标准。在众多被判无期的官员中，数额有多有少，这其中的差别，就是社会危害程度。
从事法律工作的小伙伴告诉长安街知事，新标准是符合实际的，特别适用于解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问题。原因很简单，旧规定数额虽然明确具体，但职务犯罪情况复杂，情节差别很大，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问题涉及扶贫救济款项、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等，相对于一般的贪污受贿情节要严重，如果单纯考虑数额很难全面的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在近一年里，众多判例已经为这样的新标准做了权威注脚，大家从判决结果中，自然就能感觉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判决中通常所说的金额，是贪腐、受贿的额度。而不少贪官往往不是单一罪行 ，而是被数罪并罚。除贪污受贿之外，最常见的罪名是滥用职权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比如，周永康、令计划、李春城、廖少华、陈柏槐等人犯滥用职权罪；郭永祥、蒋洁敏、倪发科4人罪行中还包括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中王永春有4245.514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还有4人所涉罪名备受关注，周永康犯下“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令计划犯下“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杜善学向令政策“行贿”1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665万元，童名谦是唯一一位因在破坏选举案中失职渎职而以“玩忽职守罪”获刑的高官。
尽管数额不是绝对标准，但涉案数额较大显然不会量刑过低，这既符合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严惩的态度，也符合社会的整体预期。从已有的判例来看，涉案5000万以上的人基本都判无期。光看金额本身，已是影响极为恶劣。
目前，涉案金额过亿的贪官逐渐走向被告席，对他们的判决无疑备受社会关注。
这些判决的过程，既是刑法修正案实施后最直观的司法实践，也是纪法分开后司法机关发挥震慑腐败作用的果断行动。新的标准实施时间不长，“数额加情节”具体如何裁定，既有判例就是最好的示范和依据。（原题为《同判无期的贪官中，他数额不算大但影响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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