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大片，又与中纪委最新精神共振了。
一年前他主演《老炮儿》，在中纪委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发言人引用：《老炮儿》最精彩的一段是向中纪委举报，“我这不是报警，是举报”。这部电影里，群众把纪法分开给解释了，报警是法，举报是纪律。
一年后他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又赶上了大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电影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看上去各级官员并没有贪赃枉法那样的违纪行为，可上访群众偏不认同，还把事情越闹越大。原因很简单，面对群众来访，官员第一时间想到的更多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真正沉下心来真正给群众解决问题。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不作为。
不作为的问题，怎么破，谁来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给出了方向。王岐山书记近日在北京山西浙江调研时就说——
“成立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今后，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人来监督。巧合的是，电影中的官员人设——省长、市长、县长，恰恰都是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
事实上，比电影剧情信息量更大的，就是岐山书记的调研讲话。长安街知事APP发现，新华社刊发的报道千字文，已经大致点明了改革的路线图。这张路线图中，最关键的动作有三个。
试2014年10月，黄晓薇空降山西任省纪委书记。此前，她的职务是监察部副部长。她在山西的打虎成绩有目共睹，而在当下，大家似乎对她的履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山西正是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一。
近期，黄晓薇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新身份到省检察院调研，与有关同志就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研讨。
国家推进重大改革之前，一般都会采用试点的工作方法。试点的地区，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王岐山说，在北京、山西、浙江先行先试，充分体现了中央的信任。党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是专责，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实践基础。由此可见，试点地区是中央慎重选择的，肩负推开改革的重要任务。
要试点，就必须有领导机构。王岐山的最新身份，是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领导下的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山西、浙江、北京均已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省（市）委书记骆惠宁、夏宝龙、郭金龙分别担任所在省份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山西忻州、长治等地级市也成立了相关领导小组，各项试点方案等工作正在准备进行中。
从试点机构设置上就能看出：党委担负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是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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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谈到改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人的问题。因为一改革，就涉及到机构整合，一整合就涉及到队伍稳定。
那么，新组建的监察委员会，到底要整合哪些机构呢？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监察委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成立监察委，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也即是说，原先政府序列中监察局、预防腐败局的职能基本被监察委员会囊括在内。
在岐山书记调研的画面中，各地参会的领导人员主要有如下几位：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主责、专责领导自不用说。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监察委员会，产生后又涉及人事安排，人大主任和组织部长自然要参加。政法委书记和检察长是两位关键人物，因为机构整合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政法部分职能的转隶。
此前的制度设计中，反腐败机构涵盖党务（纪委）、行政（监察、腐败预防、审计）以及司法（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机关。对于监察委员会职能的新设计，王岐山此次明确了三个关键点：
一是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
二是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
三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试点地区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谁在改革的盘子里，一目了然。
据财新网报道，改革试点启动后，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求各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等三个部门在改革期间人事冻结，干部调入调出和提拔全部停止；相关单位将上述三部门机构设置、领导职数、人员配备等统计汇总后报省检察院。
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情形，近年来已经逐渐减少。从检察机关职能调整角度来说，打虎女将黄晓薇此次兼任，对于推动改革试点、加快整合步伐定将起到关键的协调作用。
有小伙伴会问，这次改革，怎么很少见到法院院长出面。这个问题，《老炮儿》已经回答了：纪法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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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职能、整合力量，绝不是简单地增加机构、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关键的关键在于：凡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就必须坚持和加强。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让监察委员会这个反腐败机构硬起来。
纪委硬不硬？正国级老虎都拿下了，能不硬么。国监委能不能硬？那就得看改革的制度设计了。
在当下的行政体系中，监察部门是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部门平级。根据此次的改革方案，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产生”这个词颇有意味。因为，在设置法、检两院的过程也用到了这个词。《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此外，监察委员会将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与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类似，监察委员会相对于现在的政府监察部门，站位是更高的。
熟悉我国法律的小伙伴一定知道，法、检是要在人代会上报告工作的，法、检部门的中高级领导人员也都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免，其独立性可见一斑。
值得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产生后，党的领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可以预见，未来试点地区的监察委将有望通过监督执法等来遏制权力滥用，通过与纪委合署办公来推动党纪与国法的紧密衔接；监察委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
简而言之，纪委监督全体党员，监察委员会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就是一个填补监督盲点的动态平衡过程。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王书记的一句话道出推动改革的艰难之处。《我不是潘金莲》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多年后，因女主角李雪莲告状而丢官的县长偶遇李雪莲。李告诉他当年告状的真实原因，县长怔住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事实上，当年李雪莲拦住他的车时，他一听是来告状的就欺骗李说自己不是县长，并迅速钻进政府大院躲起来。试想，当年如果县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认真听听李的倾诉，或许自己就不会丢官，李也不会“闹了十年”。
监督，是外力；行使公权力的态度，是自觉。冯小刚的电影总能引起共鸣，道理很简单：走了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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