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以公司负责人不宜担任政府职务说法，婉辞资政（图源：中央社）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一纸婉谢台湾副总统陈建仁邀请其担任总统府资政一职的声明，划破了蔡英文总统府资政名单的第三道裂缝。有道是，总统府资政本就是个无权无责的名誉职，何以张忠谋依旧要避而远之？
说白了，正是因为资政仅有荣誉头衔，而无实质决策影响，对于被任命资政者而言，难免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预期心理。
成事不足在于资政本身仅是顾问性质，由总统遴聘，对于国家大计得向总统提供意见，并备咨询，从而资政在上述《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法源规范外，并无实质行政决策权。这对于有志者而言实为鸡肋。败事有余则是各关系人在不同的风险评量下，存在各种败事的预期。于是在张忠谋辞任资政后，再传巨大董事长刘金标跟进婉谢资政一职的消息。
在彭明敏、高俊明、张忠谋，以至于刘金标等如骨牌般辞任资政的背后，反映了几点蔡英文政府施政至今，需要修正或必要明白的事。
首先是蔡英文政府的组成予人施政定位不明的印象。有别于2000年陈水扁初上任后，高调核聘总统府资政与国策顾问团名单，企图向外界表现跨党派用人的用心，并以彰显其势力收编与权力基础稳固。蔡英文上任后，人事派任的速度是明显缓步，许多人事案悬而未决，就连无权责的总统府资政名单都迟至上任半年后才公布。对比陈水扁用人意图的凿痕明显，蔡英文的用人哲学则隐晦不明，这让被政府征询出任职务意愿者，不论是来自企业界、深绿独派、或社会中坚人士等各方，都会陷入不知为何加入团队的疑惑，不知所为何来。
对于深绿者如彭明敏与高俊明，或抱持施政方向未明，加入等同被收编、为其背书，还不如在既有的深绿社群里自由。对于如张忠谋、刘金标等企业家而言，加入政府团队的行动本身，预期实质效益有限，却可能衍生不可控的政治风险，进而选择趋吉以避凶也是理所当然。
于此，蔡英文政府选人举才遭遇挫折，并非无识人之明之故，而是施政方向与用人哲学过于模糊，才让人敬而远之。
其次，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一席” 不允许台商在大陆挣钱，回台支持台独”的言论后，台湾知名企业海霸王即刊登广告表达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立场，让外界评论张志军的一席话是否将为台湾企业带来寒蝉效应。如今，台积电官方以” 鉴于台积电为一国际性的企业，外资接近八成，股东众多结构多元，市场及客户亦有七至八成在国外，作为公司负责人，不宜担任政府资政一职。”作为张忠谋辞谢资政的说帖，更加耐人寻味。
是以，不管张忠谋辞任资政的动机是基于个人意愿或基于公司发展的利益，受伤的都是蔡英文政府，除了张忠谋个人长期正面的社会形象外，也明示着蔡英文政府无力抵抗大陆国台办单方面对台湾民间人士喊话的政治效果。这对蔡英文政府来说，存在两项危机，一则是重蹈2005年陈水扁第二任期遭企业界背离的危机，二则为大陆藉国台办对台湾民间人士喊话便能程度干预台湾内政的现实。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陈水扁遭企业界背离的过往，其实与此刻的蔡英文处境存在类似的套路。在陈水扁2000年竞选期间，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奇美创办人许文龙、大陆工程董事长殷琪与前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人，接受出任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来年三月，国台办便曾公开宣布“绝不允许台商一边赚大陆的钱，一边搞台独”，首次确定大陆对台商“政治正确”要求的底线。其后，陈水扁主政下的两岸关系陷入低潮，施振荣、曹兴诚、张荣发等人，在陈水扁开展第二任期时，选择与“绿色”划清界限，故而未续任国策顾问。此后，为了怕被贴上“绿色标签”而影响到其在大陆的投资，张荣发、殷琪、林百里等台商纷纷用支持统一、或不续任“国策顾问”等方式与民进党政府划清界限。此段历史的殷鉴不远，想必蔡英文记忆犹存。
最后则是蔡英文政府必要认清的政治现实，即蔡英文如何避免或有效回应，当国台办片面向台湾民间喊话，便足够程度造成施政负面影响的困境？这一点认识是无法鉴往知来的，因为在陈水扁执政八年的过去，并未有成功的援例可循。尽管外界都明了蔡英文在两岸关系的作为，囿于民进党基本立场而有其底线，无法如国民党般在两岸关系中开阖自如，但这正是蔡英文亟需突破的自我限制，否则政府无效举才，或能人因政治因素而远避政府选任，基于对政府治理的关怀，都不会是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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