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处理不当 可能产生巨大的风险

　　2003年孙志刚事件，因涉事警员被处理，广东警队一度变相罢工，折射警界抱团意识之强。这也是此次雷洋事件案发后，警界新媒体一边倒地为涉事警员洗地的原因。

　　而此次雷洋事件被卷入的，不是寻常警队，而是北京警队。局势之严峻，不难想象。高层不敢小觑，不惜拿政治纪律做杀手锏，严控警界新媒体，防止反弹。但即便如此，涉事警员所属的海淀警方，仍一度以官方微博曲笔表达其不平之鸣。可见警愤之暗潮汹涌。

　　雷洋事件极其恶劣，激怒整个的主流社会，不分体制内外，同声讨伐。不处理不能平民愤。但问题是，不得不处理，却不可避免地要激起警愤，尤其皇城根下的北京警队之愤。左右都是难题，左右都是险境。

　　就目前局势来看，高层可能早下决心，不惜冒犯警愤，也不能冒犯民愤。这不奇怪，没有哪个政权，敢跟整个的主流社会对抗。而有6月1日，北京检方宣布，对雷洋案五名涉事警员立案侦查。这显然出自高层的铁腕推动。在民愤跟警愤的较量中，民愤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这不值得欢呼，因为这是危险的胜利。它只靠高层铁腕，即高层的政治决定。必须等到民愤翻江倒海，局势到了危急时刻，政治决定才能启动，民愤才暂时压倒警愤。这整个过程中，看不到作为第三方的北京检方的主动介入，看不到法治力量的主动介入。整个过程都是政治过程，不是法治过程，法治始终沉睡。即便现在启动所谓法律程序，也无非最高权力的直接驱动，实际上仍是政治，而非法治。这才是最大危险所在。

　　任何国家都有社会和政治冲突，区别只在于应对机制。在正常国家，一旦爆发社会和政治冲突，程序化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会自动启动，保证公平公正地处理。

　　第三方权威机制在正常国家早就是惯例，但是，它们固然至为重要，却不是孤立的存在。由上述案例可见，所谓第三方，所谓法治，莫不牢牢镶嵌于宏大的宪政机制之中，属于宪政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谓宪政，无非分权制衡之谓。分权制衡保证了它们的超然独立、公平公正，从而保证了它们的公共性和权威性。有这样的公共权威做仲裁，就既无惧于所谓民愤，也无惧于所谓警愤，就可以天下归心，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没有应对不了的公共事件。

　　但是，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如果没有宪政机制的宏大背景，显然无从谈起。而如果所谓第三方权威机制徒托空言，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它必须有的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政治就会覆盖一切，权力就会统治一切。权力总是偏私的，没有强力制衡，其滥用更属必然，以至权力本身往往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制造者，或沦为社会和政治冲突中的当事方。这种官民冲突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而在当下中国尤其普遍。

　　雷洋事件属于典型的官民冲突。在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中国，类似冲突一旦发生，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是，如果当事一方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则纵然舆论喧嚣，最终仍会办成“铁案”，警方完胜。另一种是警方运气不好，碰到的对手有身份，属于主流社会的一分子，这时情况就要起变化了。主流社会的集体愤怒，会导致民愤井喷，而警界也会被激发起来，同仇敌忾，形成两大对峙的集团。因为不能诉诸公共程序，没有超然独立的公共权威来仲裁，也就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民愤和警愤就会直接相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刺激事态不断升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震荡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直至最后一刻，终于惊动最高权力。最高权力面对无可挽回的民意，不得不妥协，铁腕弹压负有直接责任的基层警员，平息事态。但纵然事态侥幸平息，这时已经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方面最早的案例，是十三年前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被警方强制收容的孙志刚如果是一个普通民工，大概会死无葬身之地。但不幸中的万幸，他是一个大学生，这就激怒了整个主流社会，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由高层出面摆平，惩办了几个涉事警员，同时宣布废除早已人神共愤的收容遣送制度。今天的雷洋事件，其爆发机制与孙志刚事件如出一辙。足见十三年过去，中国法治毫无进步。

　　但雷洋事件与孙志刚事件相似的只是爆发机制，事态的后续发展，却未必能像当年孙志刚事件那么平顺。原因很简单，今天的警方早不是十三年前的警方，因为十三年前没有今天这么强悍的维稳，当局对维稳的依赖远不如今天这么大。这就注定了今天警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非十三年前可比。其次，北京警队政治上的强势，也非当年广东警队可比。总之，这是一个惹不起的体系，即便最高权力，也轻易冒犯不得。高层可以铁腕，却难以回避这铁腕给高层自身带来的风险，事实上，官媒披露的消息，也印证了高层在铁腕推动的同时，确实特别审慎。比如反复强调不能因雷洋个案而对整个警界负面评价，不能因雷洋个案牵涉警察体制，等等，显然都是安抚。足见高层如何小心翼翼地维护警界的自尊，防止其过度反弹。

　　这就是一元体制的困境。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仲裁，权力是唯一的仲裁者，一般官民冲突还可以应付，毕竟官官相护是千年常态，老百姓早已习惯，权力仲裁不会遭遇重大挑战。但是当雷洋这样的极端事件，超出主流社会的容忍极限，权力仲裁就不能不险状环生了：主流社会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但体制内同样众怒难犯，而高层的权力基础主要就在体制内，如果对主流社会实质让步，则必然遭遇体制内反弹，损害高层在体制内的权力基础。这其实就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互相绑架。绑架之下，彼此都对对方负有义务，下层对高层负有效忠的义务，高层对下层负有保护的义务。谁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谁都不能出卖谁。在这种反向制约之下，高层再怎么铁腕，其选择空间其实也是不多的，纵然以法律之名，实质上也还是属于舆情应对，属于维稳策略，归根结底属于政治，跟法治没有太大关系。因而也就难有公平公正，对社会难有说服力。

　　这就是说，没有第三方权威机制的规范，任何公共事件都可能变成烈马，给整个社会，直至给最高权力本身，带去巨大风险。正常国家的重大公共事件也是烈马，譬如美国也会因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民众暴动。但他们不怕烈马，因为所有的烈马都会被套上缰绳，拽回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这缰绳就是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但中国相反，不仅所谓群体性事件高发，频率及烈度均举世罕见，更重要的分别在于，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最后都一定会变成脱缰的烈马，把整个社会、直至最后把最高权力也带上过山车。

　　这就是雷洋事件后续处置最大的风险。因为高层的铁腕，涉事警员被立案侦查，固然暂时平抑了民愤，局势暂时缓和下来，但实际上仍太多悬念，仍在莫测之中。因为一切是政治决定，而政治的社会信用有限，所以民愤并没有退场，只是留在原处观望。警愤也没有因为高层的强力管控退场，而是在积蓄之中。后续处置稍有闪失，都可能打破目前的相对均衡，整个社会乃至最高权力，就又可能走一趟过山车。

　　要告别这样的危局，唯一的选择，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法治，及一整套的第三方权威机制。这里的法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当下，一是长远。就当下言，法治即意味着：法律程序一经启动，则必须完全独立运行，杜绝一切政治干预。即从政治过程转变为法律过程，求得法律上的最大透明，最大公正。这点坊间已经有很多人谈到，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对被立案侦查的五名涉事警员，也要充分维护其应有权利，尤其要充分尊重其辩护权。唯其如此，始能避免更大争议，在民愤和警愤之间求得均衡。就长远言，本义的法治，无疑依托于整个的宪政机制。离开宪政机制谈法治，以及离开宪政机制谈第三方权威机制，都是缘木求鱼。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分歧之一。高层也不是不谈法治，相反，近年在法治议题上倒是特别高调，甚至雷洋案的高层推动，似乎也有视之为法治契机的考量。但问题在于，高层一方面谈法治，一方面全盘否定宪政，其所谓法治，因而是跟宪政彻底切割的所谓法治，这显然脱离了法治的本义，使法治成为不可能。

　　如前所述，基于宪政的法治，基于分权制衡的法治，以及一整套第三方权威机制，是社会和政治冲突最公平公正、最稳健最安全、也最低成本的应对机制。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需求，也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要真爱国，要求得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应该朝这方向努力。孙志刚事件没有成为这样的起点，才有了今天的雷洋案。如果雷洋案不能成为这样的起点，以后还会有更惨烈的悲剧重演。中国社会乃至最高权力自身，就还要不断被带上一趟又一趟凶险的过山车，在一趟又一趟过山车上大伤元气。(笑蜀 中国金融地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