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薄熙来的中纪委厅官落马 说自己真傻

　　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专题片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把自己摆进去，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控机制，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体现“打铁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韧劲，回应党内关切和人民群众期盼。专题片共分三篇，今天播出上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一起来看吧。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一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

　　【习近平同期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全党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肩负着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承担着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重要职责，自身更要过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别人的同时，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同期声】各级纪委也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呢？这个问题也要探索解决。

　　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解决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三次全会上强调严防“灯下黑”，五次全会上要求清理好门户。

　　中央纪委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研读党章入手，找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责定位，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做党章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决捍卫者。然而，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纪检监察系统也非净土，面临同样严峻复杂的形势。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没能经受住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由执纪监督者蜕变为腐败分子，教训深刻。

　　这是一组特殊的案卷，案卷上的这一个个名字都曾经是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的调查。而现在，他们却因为自己违纪违法，成为了案卷的主角。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2014年5月4日，像往常一样来上班的他并没有想到，会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带走调查。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后期我也不是没想过有危险的，只是那时候麻木了，再一个也是觉得，中纪委这地方，谁查中纪委啊？真是这种心态在里边。

　　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个岗位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他被调查的消息在同事中间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杜鹏（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他工作应该是比较勤恳努力的，然后形象也比较正面，好多同志用大跌眼镜，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而经过调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数额之大、物品之多，令人震惊。向魏健送钱送物的人员达到一百多人，其中既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也有同乡。利益输送的背后，自然是交易，而魏健能用来为人办事的，正是手中的监督执纪权。

　　杜鹏（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比如说有一个老板，涉及了一个股权纠纷的案件，就找到了魏健。然后魏健就把相关的材料，以他们室里的名义，就转给了所在那个省的纪委，请他们查办并且要结果，实际上是作为人家一项工作，就给人要求部署下去了。

　　经调查，魏健为人办事谋利达数十项之多，除了直接利用职务便利，借办案、核查线索谋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更多地是通过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包括提职晋升、安排工作、司法审判、工程项目等等。这些事从他的职务和权力来说并不能直接给人办理，但以他的职务和权力，却能让一些地方官员帮他去实现。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要搞定领导，他肯定是找那些个对某一级领导能够起到制约作用的这些人。

　　向魏健输送钱财最多的一名老板是四川商人宋志远，金额达到上千万元。当时他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能获得当地政府支持，为此找魏健帮忙。魏健立刻给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关照宋志远的项目。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当时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也比较当事儿。所以对我来说也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没有多想别的，拿起红机就给省委副书记打电话，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

　　魏健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宋志远的项目就迅速得到了推进。

　　宋志远（涉案老板）：给李春城打了招呼以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了，就问了我，老宋，你这个项目我们不是在支持吗？你怎么找到北京去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中纪委给省领导打电话说我们不支持，好了我们会全力支持的。就这样就开始支持了，就推动快了，就马上签了协议了。

　　魏健先后在第五、第二、第四纪检监察室工作过，联系过多个地区和部门，而他打招呼帮人办事，也遍及联系过的十多个省区市，四川正是他联系过的地区之一。

　　杜鹏（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魏健他是室主任，他是一个厅局级干部。他所打招呼的对象是一个省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要听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是因为你背后是一种职务的影响力在这里边。纪委主要的权力，它是一个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力，它这个是关系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的一个权力。

　　2005年之前，魏健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被调到中央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这本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自然也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但很多变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魏健第一次单笔收受大额贿赂，就是在他调到中央纪委不久之后，一个在河北认识的老板专程到北京家中来看望他，而此前这位老板并没有上过门。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原来也认识，但是没有什么交往。那时候我是法院的副院长，没有诉讼，他找你干什么？那么调到中纪委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你联系的这些省区市，这些领导们也都很在意，特别你又是主任。他们这些老板，其实在这些方面他是很精的，他知道你到了中纪委了，你肯定跟下面说话管用。他当时是把钱放到存折里，然后给我，说的时候也是说，你到北京来了，北京什么都贵，买房子算老兄赞助你的。我自己心里一贪念，一念之间也就要了。

　　到中央纪委工作后，主动来和魏健交往的这类朋友变得越来越多，魏健也并不拒绝。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一些老板的生活方式，让他的心态一步步失衡。有一年春节，一名老板请他到海南旅游，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别墅，魏健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想法。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去了一看他那个别墅，海边，那一大套，真是豪华，当时我就看傻了，我说他们得挣多少钱啊！所以到后来他们给我钱，我说实在的，我心里就真有点，你给我来进贡，进吧！反正都是朋友，另外你也有这个实力，你也出得起。

　　当这样的心态遇上商人的围猎，实际是你情我愿，直到落马之后，魏健才回头去想，收受的巨额钱财到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藏在一个房子里，我平常也没时间花钱，再一个我家里条件也不错，所以这些钱呢，真的就是，收来以后，我就往那屋子里一扔，就是这样，一锁就拉倒，好多这些钱没花。是拿什么？是拿自己的安全、是拿自己一辈子的这种前途作为代价啊，你傻不傻啊？我想想我真是傻啊。

　　不能收受他人钱物、以权谋私，对于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干净是必须守住的行为底线，何况是担负着反腐重任的纪检监察干部。魏健先后在法院和纪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于法律和纪律本应更加了解和敬畏。然而，当欲望和权力相遇，他却知纪违纪、知法违法，本应有的基本认知完全被欲望蒙蔽。从一名审查他人的执纪监督者，到因为贪腐成为被审查对象。在被带走调查后，魏健一夜白头。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我形容我是锥心之痛，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多地方是感觉很追悔的。说到底根本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人还是私心，我这个私心还是比较重的。你要说不敢腐，说句实在话，人有犯糊涂的时候，也有抱侥幸心理的时候。

　　魏健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从事监督执纪的这支队伍，如果在作风和纪律上偏出一尺，反腐败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就会偏出一丈。一系列纪检干部违纪案件的发生，充分印证了总书记提出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苗庆旺（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只有信任没有监督，那么信任就变成了放任，就往往使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无论是对一个机构来讲，还是对一个干部的成长来讲，它既需要信任也需要监督。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房价打了三折，本应坚守的廉洁底线也打了折扣。最终，当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出来。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从该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把别人请来，他的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他对你是不是会照顾？肯定会照顾的。至于怎么照顾？照顾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是吧。

　　该开发商除了在天津，在江苏和山东也有投资，于是罗凯又介绍他认识联系江苏、山东的同事申英。申英也和罗凯一样，都是在饭局上引荐商人和官员认识，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逃避查处。

　　申英（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就认为我又不批地、我又不批钱，而且我也没有押着手去，让干部帮你去批地批钱，只是介绍认识了，这能是什么样呢？实际上你还是利用了你自己的职权。但是在某一个时点，可能人在局中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这些东西来作一种自我安慰。

　　翻开罗凯和申英的案卷，金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陈劲松（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这个金条不是说一根两根，有50克一根的，有100克一根的，累计下来给他的金条都是以公斤计的。还会送给他珠宝玉石啊，这些名贵的东西，贵重物品。另外比如说变相地送房子，就是我们说低价购房，三折多，这个折扣他这个中间的利益输送有多少。

　　不少落马的纪检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商人和官员中间担任牵线搭桥的角色。为什么商人不去直接找分管部门的干部，而是想办法结交纪检干部，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罗凯和申英其实心里都清楚。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纪委的工作有一个特点，各个部门它都能联系到，它都有可能通过工作关系认识各个部门的人。面宽，是吧，又是个监督单位。确实纪委这个干部，反正是就跟过去的监察御史似的吧，见官大三级吧。

　　申英（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处长）：这些年全体纪委干部、整个系统干部的努力，在社会上确实影响很大，尤其对官员的约束力也很大。这样使一些人可能感觉，他要跟纪委干部熟，可以给当地的干部以压力。

　　党的十八大之后，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干部成为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检干部如果滥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会比一般干部更甚。

　　王岐山同志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别人首先要自己过硬，己不正，焉能正人？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干部要心存敬畏和戒惧，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及时发现问题，坚决防止灯下黑。用铁的纪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正人必先正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把加强自我监督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这个部门的职能，就是专门监督自己人。

　　刘爽（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设立干部监督室，把手电筒不但要照别人，也照自己。眼光向内、刀刃向内，对象就是监督自己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000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处分7500人。这些数据印证着谁来监督纪委命题的必要性，也显示了中央纪委不回避问题、清理门户的决心。

　　刘爽（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纪检系统的干部，原来都觉得到了纪委就进了保险箱，不会有人管。所以现在通过成立这样的机构，实实在在地查处的动作，实际上就让纪委的干部切实感受到现在是有人管、受监督。

　　目前，除了中央纪委，所有省一级纪委、大多数市一级纪委都已经设立了干部监督室，县一级纪委已经做到有专人来负责内部监督。中央纪委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问题线索，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有案必查、绝不姑息。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书记陈重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和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钟世坚涉嫌违纪的线索，这两名领导干部也相继被立案审查。朱明国在2006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2007年时，陈重光在茂名市担任监察局副局长，为了获得职务调整，他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打听到了接近朱明国的办法。

　　陈重光（广东省化州市纪委原书记）：当时海南到五指山他家去认识的，好像他一般到清明都会回来一下，清明都会回家一趟。然后每年清明都会去看一下他，有时候50万，有时候100万这样地送。

　　在朱明国的老家，他建的豪华别墅人尽皆知。这个大山里的黎族农民家庭的儿子，一步步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当地是最大的名人。陈重光连续几年借朱明国回乡扫墓的时机来看望他，送上的礼金累计达到400万元，朱明国也只是客气几句就收下了。而陈重光也通过朱明国，当上了化州市纪委书记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最后都是组织通过、组织决定、集体通过，但是谁先提，用人的提名权是最至关重要的，没人提名你是进不了那个圈子的。当一把手35年，我的体会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

　　朱明国落马后，从这座别墅里搜出了大量财物。经调查，他收受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2016年11月法院公开宣判，朱明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第一次你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之后，比如说你第一次收了10万，那么你收了10万和收100万，收100万和收1000万，它只不过是加一个零。这一步迈出去之后，你没有外力的强制和组织上的干预，靠个人不容易停下来。

　　朱明国曾先后担任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广东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在担任多个职务期间，都曾经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谋取私利。曾经身为执纪执法者的朱明国，形容自己过的是两面人生。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我在台上给干部上课、讲话，我都要求大家廉洁奉公。但我在私底下又收受贿赂，钻制度的空子，这就是两面人生。位高权重吧，感觉到在纪委，你是监督别人的、是查别人的，没人监督你。

　　除了通过组织人事权为个人谋利，朱明国也同样通过向其它部门打招呼的方式，帮商人解决各种诉求。作为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很清楚他的权力对其它部门的领导干部意味着什么。他打招呼的事情，很多人不敢不办。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说不好听的话就是，人家不怕种树的，人家只怕烧山的。纪委书记对某一个干部、某一个党员的看法，都是决定这个人一生的，至少一段时期的升迁荣辱。所以一般的领导干部都怕纪委，这是肯定的。

　　被陈重光案牵扯出的另一名纪委干部，是2012年到2015年担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的钟世坚。和朱明国一样，钟世坚同样过的是两面人生，这位纪委副书记家中查出的财物，让办案人员印象深刻。

　　徐建鹏（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别人送来的酒有上千瓶，就放在自己的家里。还有虫草，我们从他家里检查的时候，光这个虫草就重达200多斤。好多现金就是成捆的，就从来没打开过，就是从收了就放在那儿，一扎一扎的，印章有90年代的。

　　钟世坚（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自从我收了人家送我第一笔钱开始，相当于埋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自己的身边，这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都有可能的。所以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心里惶惶，都是很担心的。

　　终于，在2014年，这颗定时炸弹因为陈重光案被引爆。当时，茂名市纪委空缺出一个副书记岗位，陈重光希望能再次晋升。当时朱明国已经调离了省纪委，这一次，陈重光请求钟世坚帮忙。早在2012年，钟世坚还在珠海市担任市长时，陈重光就通过关系跑到珠海上门结识了他。当时已经风传钟世坚将调任省纪委副书记，陈重光于是早早开始为今后铺路。

　　陈重光（广东省化州市纪委原书记）：去珠海那边跟他认识，他当副书记，也许他能够帮上点忙之类的，这么个意思。

　　在钟世坚的帮助下，陈重光顺利获得了候选人提名。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正是在对提名人选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有人实名举报了陈重光的问题线索。茂名市纪委书记肖叶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快接到了钟世坚的电话。

　　肖叶（广东省茂名市纪委书记）：钟世坚就打了电话来给我，就说陈重光是纪检监察干部，对待这个问题上要内外有别，要把握好分寸，能够给组织处理调整岗位的，就不一定要立案了。你自己把握好，不要把事情搞大，对你影响也不好，是你的手下，就说了这个事。

　　钟世坚（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其实我也担心再深挖，就挖到自己这里来。另外得到人家的好处，总是要给人家当保护伞，所以是这样的考虑。

　　中央纪委明确要求，纪检干部要受到比其他党员干部更为严格的监督，对违纪行为发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钟世坚所说的内外有别、把握分寸，明显违背这一要求。当时，广东省纪委已经成立干部监督室，肖叶当即把钟世坚干涉办案的问题直接向省纪委书记作了报告。

　　肖叶（广东省茂名市纪委书记）：干部监督这一块，还是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同志直接分管的，我们有理由向书记报告。当时我第一时间就考虑，他是不是怕我们查陈重光的时候牵到他，所以当时我向省纪委主要领导汇报的时候也谈了这个观点。如果说跟他有关联了，牵涉到里边，那我们就更要查，当时是先耀书记讲这个话。

　　广东省纪委随即对陈重光案一查到底，从中发现了和朱明国、钟世坚相关的问题线索。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在中央纪委严格自我监督的明确要求下，朱明国和钟世坚都被严肃查处。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过去是信任就没监督，一提要有人监督，就觉得组织对我不信任、领导对我不信任。其实有人监督、有人看是福，没人看、没人想看、没人敢看是祸。

　　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朱明国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被调查。在纪委工作过多年的他，深知对抗组织调查没有意义。他告诉家人，不要试图转移赃款赃物、毁灭证据、或潜逃海外，这些无谓行为只会加重罪行。和许多落马的干部一样，朱明国到了要承担后果的时候，才感到十分悔恨，但一切为时已晚。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党和人民对纪委书记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标准也是最高的。但是我辜负了党组织的信任，也辜负了人民的期望。我不干好事也就罢了，我还干这么多的坏事，就自己感觉到自己简直是不可饶恕。

　　任何外因都不能成为贪腐的借口，人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是做一名不辱使命的执纪者，为建设更公正的社会尽一份力，还是成为一名遗忘初心的违纪者，被封存在案卷当中，走哪条道路，以哪一种身份被记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选择。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并向社会曝光，恰恰表明了我们打造过硬队伍的一种决心，也是一种自信。相对于极极少数的违纪违法分子，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是信念坚定、坚守理想，这是我们这么一支队伍的主流。

　　李长海，河北廊坊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2014年他刚上任，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华昊运输集团腐败专案，就面对很大的困难和风险。李长海顶住压力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他敢于担当、铁面执纪的形象，在当地深入人心。李长海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个人并不强大，但绝不能让党的纪律输。王瑛，四川省南江县原纪委书记，她在当地查办了某公安人员玩忽职守致人死亡案、县水利局套取专项资金私分案等众多典型案件。面对压力和阻力，王瑛曾这样回答：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得罪纪委书记这个称谓。陈新宁，济宁市金乡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陈新宁因为秉公办案得罪了不少亲戚朋友。在日记中，陈新宁写道：纪检监察工作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甘于寂寞、甘于清贫。像这样的优秀纪检干部，在每个时代都是纪检队伍真正的脊梁。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监察室副主任万少华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纪委书记关宝兰等3名纪检干部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陕西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委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中央纪委在坚决清理门户的同时，也找准了监督执纪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发现了日常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到了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标本兼治的阶段。

　　赵洪祝：执纪审查，这是我们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力核心，就是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是中央纪委的一次办公会议，讨论《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的有关问题。这部规则的制定是从2016年初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央纪委机关18个部门和多个省区市纪委参与了规则起草，梳理现行制度、总结实践经验、找准关键点和风险点，本着盯住人看住事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提炼有效做法和具体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中央纪委先后召开10多次常委会议、办公会议、专题会议研究，就各方面细节不断深入探讨，以求有效、管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了规则送审稿，同意将其提交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真正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的重任。中央纪委深知，执纪者自身绝不能置身于纪律红线之外，监督者自身绝不能成为监督的盲点。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切实加强自我监督，同时将自己置于全党、全社会的监督之下，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