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正苗红的他说“文革是可耻10年”

　　1949年，16岁的邵燕祥欢天喜地的迎接北平“解放”，继而庆祝10月1日，对未来的美好社会充满期待。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把自己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

　　邵燕祥是著名诗人，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整肃迫害，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长达20年。重新创作之后，他深刻反思历史，剖析自己过去的思想历程。历经“运动”冲击，这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文字感言，颇具震撼性。

　　在网上读到两篇邵燕祥的自述，一篇是2015年12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专访，题为“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文革是可耻10年”，另一篇是“1949和1976全民狂欢是大悲痛后才有的”（摘自《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文标题为《邵燕祥自述》）。

　　邵燕祥的自述，对于未曾亲身体验过文革残酷的后辈来说，提供了往昔的历史图像，是课堂上接触不到的真实。而对于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不论所持观点是否一致，他的感受定会撞击每个人的心灵，促使人们回眸思考。

　　在文革五十年之际，反思中共给个体与民族带来的创伤，邵燕祥的心路，折射出沉重的声音。

　　“党”与个人

　　邵燕祥根正苗红。1951年，他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和编辑，同时崭露诗歌才情，意气风发，用手中的笔歌颂社会主义“大好形势”。

　　在一系列运动中，邵燕祥先是看着别人挨整，直到反右时，轮到了他。“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邵燕祥于1958年2月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邵燕祥谈到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他说，“最大的革命集体就是党，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是没有‘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没有百分之百地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完全泯没了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思想。因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和党的‘融合’使他们成为‘党的化身’，其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而普通人的个人和党‘融合’一体，就是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了。

　　这是关于中共“驯服”个体的冷静描述。此种“驯服”的完成，必须建立在完全泯没个人意志的基础上。因此，纵使邵燕祥之辈“披肝沥胆”的一次次向党献忠诚，战战兢兢的自我批评、甚至揭发他人，却总是达不到标准。因为只要个体良知尚存，就很可能被党碾碎。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以党的利益为转移，而非遵循天地间的普世价值。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个体们终究会迷失。即使彻底抛弃人性，也不能保证自己哪天不被“党妈”抛弃。

　　文革与历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狂风，十年动乱，文化巨难，人性浩劫。

　　关于“文革”，邵燕祥在《人生败笔》的序言里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省思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有一种人，在苦难过去后重回党的“怀抱”，续写赞歌。如邵燕祥这样以“可耻”定位的并不太多。他勇于承认自己曾经“阿时附势”，并为彼时的“灵魂扭曲”感到痛悔。

　　针对邵燕祥的自我救赎，章诒和自问：“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

　　在痛苦与泪水过后，许多人都曾质问：是谁扭曲了数以亿计的灵魂？是谁把民族推向深渊？中华大地，在过去67年里，承受了最惨烈的沧桑，见证了最骇人的恶浪。中共制造的悲剧，罄竹难书。今天，中共仍然在继续迫害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善良民众。中共的邪恶本质，注定其无法与人类文明兼容并存。

　　民族历史的真相，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所有的个体，都是历史的阅读者、见证者、创造者。回望昨日的黑暗，面对今日的严峻，我们需要最严肃的省思，需要走出无奈和麻木，把握当下、选择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