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人民的名义》，基层这样抓贪官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刷爆了朋友圈，除了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另一个讨论热点就是干部反腐了。这部剧的主角是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贪总局侦缉处隶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程序是收集证据→确定罪行→移送司法，可以说是定罪贪官的第一步。而在平时的反贪案件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纪委的身影。在现实的政治运作层面，县级以上纪委非常强势，处于基层的纪委办案却依从着另外一套逻辑。

肖斌（化名）1979年出生，2003年进入N县纪委工作，2011年到M街道任职纪委书记，一直工作至今，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这几年，肖书记办的案子每年有10多起，但进监狱的只有1个，大多数只是给予党纪处分。在M街道，这几年县级重点工程有47项，去年固定投资超过十亿，这些工程都要有村干部参与，按常理推断，村干部为自己谋利的空间应该不小，但被判刑的村干部却寥寥无几。笔者问肖书记，这是为何？他给笔者讲述了一个他刚到M街道办理的村干部贪污案件，其处理的复杂程度令笔者瞠目结舌。为了更好的展现故事的丰富性，笔者采用“故事素描——综合分析”的叙述方式。

2011年，五福村老百姓上访，反应村干部贪污，集体资金体制外循环。肖书记接到举报后立即去查证，发现账目上进进出出100多万，但是比较混乱，今天进来二十万，明天出去十几万，收入不入账，支出不入账，所以，钱的来源、去向比较难查。

当时，肖书记刚刚从县纪委调任，有强烈的意愿想做一番大事，“在县纪委的大案子都办过，以为这是个小案子。”于是，在N县某宾馆开了房，直接把村里面的文书叫到宾馆。但是乡镇纪委办案人员不足缺乏看管的人手，好在肖书记之前在县纪委当过青年读书会会长，大家听说肖书记在办案，纷纷赶过来帮忙。

但是，不管怎么询问，这个人以沉默对抗一切，一直不肯说，就熬时间，不睡觉。肖书记以为这个又不是党教育的干部，哪里有这么好的素质。谁曾想，这个人体力状态极好，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经常上夜班。

其实，县一级纪委才有双规的权力。肖书记怕他事后控告非法拘禁，刚把他叫到宾馆就对他讲，“老李，今天把你叫来，财务肯定有问题，你如果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走，有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谁知道，这个人一直不走，肖书记也就摆脱了责任。在宾馆待了24小时之后，这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县纪委分管办案的领导得知后，吩咐肖书记必须要放人。肖书记心想，“人关久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自杀了，我是要坐牢的。”第二天，只好把他送回去，并且送到家门口，亲眼看到家里人把他接进去才离开。

肖书记刚一上任，信心满满却打了败仗，心里非常不服气。老百姓看到文书回去了，认为纪委在包庇他，不作为，又开始上访。这次，浙江《法制日报》的记者也来了，还带了律师，肖书记给记者讲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意思是不是他不作为，是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这位记者也理解，说报道还是要报道，但采取正面报道的形式。

过了三个月，肖书记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村里面有一栋厂房建在集体土地上，但是通过农经所查账发现一分资金也没有进账，这肯定有问题。于是，肖书记把企业老板叫过来，问租金怎么没有，老板也怕被村干部坑，留了心眼，存有票据。肖书记一看票据就发现了问题，票据上的公章居然是M镇拓山村（村名早就改为M街道五富村）。这就很明显，这笔租金有贪污的嫌疑，大概涉及到10万元。

肖书记立马打电话把文书叫过来，让纪委委员跟他谈，但他还是老样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于是，肖书记又一次亲自出马。但这一次，肖书记心想肯定不能出事，于是设计了一出戏，请一个派出所的朋友冒充经侦大队办案人员，在肖书记谈了十五分钟的时候，让他敲门进来，意图威吓他。

肖书记进办公室把账目直接扔给他，厉声问道：“老李，人家的租金去哪里啦？”老李还是一脸的傲慢，什么都不说。双方继续僵持着，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扮演经侦大队的警察敲门进入，说：“肖书记，可以了吧。”肖书记淡定的挥一挥手对这位哥们儿说到，“还没有谈完，再等一等吧”。肖书记又对老李说到：“经侦大队从白天就找我要人，现在人家站在门口，是我让别人等着，你看怎么办？”老李嘴巴舔了舔，手指一松一紧，凭借办案的经验，肖书记察觉到这个动作意味着他已经抵抗不住了，要说了。

老李开口说：“我自己查账，也很糊涂，钱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笔钱放在家里。”

肖书记心想，不能去家里搜查啊，万一又说钱是自己的，那不就没有问题嘛，并且经侦大队要求乡镇纪委把证据收集好才会接手，他们喜欢办企业诈骗案，案值大。

肖书记说：“先讲清楚十万块钱的事，你先考虑清楚，反正你要在我这里讲清楚，某人也托过我，帮你弄明白，也不会为难你。”其实，老李这个时候非常想说，但是肖书记故意让他不说，让他有反反复复的心理斗争，才不会翻供。

过了几个小时，肖书记回到了办公室，老李这个时候似乎眼睛冒出了火花，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见肖书记了。他快速地说到：“其中五万块兑现给老百姓，还有五万块借给人家。”

肖书记沉稳地回答到：“你把五万块列个名单，我可以查账，另外五万你要说清楚。”

老李说：“借给一个亲戚，他当时资金比较困难，周转了一下，后来还回来了。”

肖书记这个时候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说：“时间呢？”

老李说了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肖书记掐指一算还不到三个月啊，挪用罪有规定利用职务之便超过三个月不还才能定罪。于是说道，“你再考虑清楚，这么久了，是不是记错呢。”

过了一会儿，老李说道：“我想起来了，借给小姨子做生意了。”

肖书记似乎又感觉到了一点希望，问，“有没有利息？”挪用罪规定如果没有用于经营活动，超过三个月才能定罪，如果用于盈利活动，一天就可以定罪。

老李说，“没有利息。”

肖书记这个时候来火了，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忽悠着我玩，想清楚了再说。”

两个人交谈到下半夜的时候，老李终于又改口说道，借给小舅子做水产生意，收了利息。肖书记这个时候身体也扛不住了，但终于松了一口气，嘱咐纪委委员做好笔录，回自己的办公室睡了几个小时，其实也睡不着，心里隐隐约约担心出什么事情。天蒙蒙亮的时候，回到办案室，看了一下笔录。结果又出了问题，钱给的方式有问题，说是让他女儿通过银行划拨过去。这样，肖书记又麻烦了，还要调查他女儿，还要去银行查转账记录，万一最后又要翻供呢？

肖书记转身对老李讲道：“你这么傻，还要把你女儿扯进来？”

老李这个时候彻底崩溃了，说：“哎，我想起来了，是我自己给的，也没有通过银行，亲自给的。”

案件历经波折总算落实了。做完笔录，肖书记打电话给经侦大队副队长，让他们把人带走调查后续事宜。后来，经侦大队以肖书记的办案笔录给这个人判了缓刑。

这样，老百姓看到文书被抓，也慢慢平息不再上访。肖书记跟这些上访的人聊天，他们说：“把书记搞到里面的想法没有，搞掉就可以了。”文书刚被带走，书记听到风声，加上自己负债累累跑路了，街道也把书记停职了。

肖书记最后总结到，这件事情从单笔案子来看，可能是个错案，但肯定不是冤案。但是，又不能放，放了老百姓又要一直上访。这样，肖书记的处理技巧使得这个件事情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处理方式，文书对他很感激，认为保护了他；老百姓也达到了目的，书记撤掉，文书获罪；领导也认可了肖书记的办案能力。

综合而言，之所以最终只能出现这种结果有三点原因：

第一，乡镇纪委办案的体制性权力非常有限。基层纪委办案以经济案件、道德案件为主，集体资金纪委查完之后转交给公安经侦大队，国家资金转交给检察院反贪局。从体制性的位置来看，乡镇纪委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位，既要完成自上而下的条线任务，又要服从于乡镇的中心工作。纪委办公室除了书记、副书记，只有两个纪委委员，除了本职工作，还有乡镇的中心任务，每一个干部都有联村的综合性业务，这就决定了查办案件的力度与手段都很有限。

比如，肖书记联系的村庄涉及到县级重点工程，处于征地拆迁的主战场，需要协调的利益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纪委办案的精力。从理论上而言，乡镇政权是按照专业化分工体系而设置，符合科层制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乡镇干部既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完成综合性的村庄工作。从本质上而言，乡镇的综合性实际上是乡土性，乡镇政权是建立在一个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之上。

第二，村干部是半正式的治理力量，是村民选举产生，工资待遇激励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乡镇也没有足够的权力调用。“我们的干部是企业员工，工资福利都是上面发，吃他的用他的，村干部是企业临时工，不高兴可以不干了，自己想跳槽就跳槽。”纪委办案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家任务能够落地，村干部有工作积极性，不能不打击，也不能打击面过广，“农村领导干部处理了，村的复杂力量对比出现变化，重点工程可能没法落地，村干部没有了工作积极性。”

第三，村干部的权力嵌入在熟人社会网络之中。每个村干部背后都有派系支撑，牵一发而动全身，村干部有问题，如果处理过当，可能导致另一派人员上访，从而导致基层矛盾外溢上升，引发派系上访。这时，能否拿捏适当，处理得度，在所有的力量中寻求最佳的均衡结果成为最终的考量。

所以，基层纪委不能从办理案件的角度来考虑，既要讲规矩，最大程度的依照流程办事，也要讲灵活性、功能性、策略性，是一种灰色的权力实践过程。基层纪委既要遏制群众上访，又要保证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只能从抹平事情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完成任务的结果导向来看，这种办案思路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前农村复杂的社会环境，实现了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制度、选举制度的有序对接，提高了治理效果，也增强了国家渗入社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