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秘书帮”中共谨慎尝试党内改革

中共有意缩减了自己党派中的一些职位，这可能会让中国大陆的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更多的应用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北京时间4月12日，中国官媒新华社称，中共最近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出，“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特别强调“一般不设秘书长”。

中共是有着近9,000万党员的庞大政治组织，其内部架构的组成元素实际上并不没有向外界公开过，即便很多中共普通党员，由于日常生活很少要与党组织真正发生交集，对“党和政府的机构和职能区别”都没有概念，更遑论“党的工作机关”是否设立有正职领导助理或秘书长。

消息甫出，很多观点认为这是中共有意在“限制秘书帮”的孳生。在中国大陆，“秘书”往往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他们也通常被视为领导人的“化身”——这原本是中国神话中才有的术语，而现实中的中共很多官场的问题多因此而生。

政治观察人士分析，中共正在通过对自己“脖子以下”的组织架构谨慎地进行梳理，用以激励“党的工作机关”内部人士的工作热情，消弭党内系统“不作为”的惯性思维。

中国共产党正尝试推进自我改革

近期，中国大陆热播电视剧的《人民的名义》，被陆媒拿来与美国政治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相比，中国国内舆论认为“与《纸牌屋》是暴露美国政治的黑暗面不同，《人民的名义》让中共官场官员贪腐的不堪一面直白地暴露出来，而中共对党内腐败官员处置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剧中，贪腐的地方政府副市长在不同场合公开称自己是“市委书记的化身”——这实际上是中共内部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主政者会将权力分散给身边的副手（助手）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中共官员所拥有的权力和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当然“化身”能替主政者分忧，也能够带来祸端。

分析指，此次中共出台的《条例》，更像是在为消除党内官员的“化身”做出的尝试。

中共党媒《新京报》援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的观点，“党的工作机关的秘书长与党委比如市委秘书长是不一样的，《条例》中指的是宣传部、组织部等机关是否设秘书长。”

这位中共党校的教授还特别强调，“党的工作机关包括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办公厅等，是党委下面的具体工作机关。”

中共标榜的党内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虽然没有得到外界更多的认同，但自习近平全面掌控中共后，身处中、下层的党内官员和政府公务员为规避反腐败运动中可能承担的风险，而谨慎地选择“不作为”，这类情况的多发曾多次引发中共最高层的震怒。

观察人士称，“不设正职领导助理，一般不设秘书长”的指令，是消除党内领导“化身”的尝试——毕竟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办公厅等也仅仅是党务系统，而非针对政府系统的公务员管制手段。党务系统的做法如果能够被证明是可行的，很可能被推广到政务系统。

在中国，“党的工作机关”的工作人员属于“官”的范畴。而近10年来，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一直被舆论所诟病，民间质疑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数字之高超越了皇权时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

有观点认为，中共此次《条例》的出现或许是降低“官民比”的一个不错的前兆。

“脖子以下”的党内问题

中共党媒披露此次《条例》是在2016年11月30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而这个时间点，恰好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完一个月的时间。在六中全会上，中共对外宣称解决了党内的两大问题，其一是“确立了习近平是‘党的核心’”；其二是为“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党的高级干部立规矩”。

近年来，中共内部跟随着最高领导人的语言风格而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语境。“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党的高级干部”，被称为是解决“脖子以上”的问题，而《条例》却指向了“脖子以下”的党内“二级层面”的问题。而无论是“脖子以上”还是“脖子以下”，都是党内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指，“党的工作机关和党委、党组不是同一个级别，条例也不是一个层级。此次出台的《条例》是党的具体工作部门如何加强机关党建，是从二级层面加强党建的一个部署。”

这其实是说，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办公厅都是指在“一级党委”之下辖治的“部门”。

观察人士称，中共政治语境里的“党建”问题，其实就是党内“人事”问题和“思维统一”的问题。《条例》严苛地限制“党的工作机关不设正职领导助理、不设秘书长”，既限定了一个权利层级上的“领导”人数，也在思维上明确了“党的工作机关”只是处理一般性事务的政治机构，其主政的负责人需要亲力亲为地有所作为才可能获得政治和仕途上的“进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