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航集团资本篇》里介绍了海航集团从1000万到1900亿元资产的惊人发展，接下来要解答一个疑问：海航是依靠何种类型的靠山，将自身送上青云之路？这当然也是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媒体记者努力挖掘的秘密，并在报道中时有透露。郭文贵爆料海航集团的背景之后，西方媒体虽然未敢直接引用其资料，但怀疑却日益加深，比如一向不轻易涉及这类话题的《华尔街日报》也忍不住发出疑问：《海外并购不减速──海航集团是怎么做到的？》（4月30日）。
一座显山露水的靠山 海南省长刘剑锋大概算是陈峰的一座显山露水的靠山。将刘剑锋在官场任职经历与陈锋的事业轨迹两相比照，就会发现刘剑锋与陈峰在人生中有两次重要的相遇，第一次相遇发生于刘剑峰担任海南省省长期间（1989年-1993年），1990年在中国民航局计划司工作的陈峰被聘为海南省省长航空事务助理，后获海南省政府1000万投资创立海南航空，这是陈峰的海航事业发韧之始。第二次相遇发生于刘剑锋1998年调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之后。这一期间，海航完成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两步：第一步是1999年海航作为一家A、B、H股同时上市的公司，获得巨额融资。第二步，以上市公司与中外合资公司之优势，在2000年开始的国内航空公司战略重组中，以小博大，两年之内先后并购重组新华航空，长安航空与山西航空。不知为何，国内媒体报道第二步时，未谈到刘剑锋当时任职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本人是在查刘的简历时发现这点。
当时在国企重组中，不少行业都存在这种以小并大的“蛇吞象”现象，关键在于该行业的政府部门支持谁。从已有的公开资料来看，1956年出生的陈峰背景颇显神秘，他30岁之前的简历少为人知。公开资料显示，陈峰1984年从联邦德国汉莎航空运输管理学院（有报道称，他们那届学员中的中国学员仅17人）毕业后，在中国民航局计划司、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从事多年管理工作，去海南之前是副处级。这一信息表明，陈锋当时确实是中国民航业的青年才俊，当时官方从全国范围内选派海外进修者，必须经过考试。
媒体评论认为，与陈峰同一时期在海南“淘金”的“万通四君子”也是公务员背景，但冯仑、潘石屹下海从商的第一站是投靠了民企牟其中，过了这一站之后才开始他们自己的故事。相比之下，陈峰是政府“点将”，起点高不少，算是改革开放后“草莽英雄”时代中的精英。
借来海外大助力：索罗斯入股海航 媒体载：1995年，海航的负债率居高不下，必须寻找到新的资金，于是陈峰携副董事长王健去了美国，在华尔街活动了三个多月，最终成功地说服索罗斯，让量子基金控股的美国航空有限公司花2500万美元购买了海南航空25%的股份，成为海航的第一大股东，海航从此有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这块金字招牌。
索罗斯为什么会看中海航？据分析，这是缘于陈峰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出发去华尔街之前，海航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一、建立了国际会计师准则。海航聘请一流的会计师做审计，美国人看得懂。二、聘请了美国著名的Skadden（世达律师事务所）做海航的法律文件，美国人相信。三、在给股票私募的时候，运用了SH&E（国际航空运输咨询公司）——美国华尔街最权威的评估公司做的评估结果。
有了索罗斯入股，海航的信誉大涨，4个月后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市场上市，集资约2.6亿元。1997年2月，公司正式更名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一路顺风：公司在上交所A股市场上市，筹集资金9.285亿元。在中外合资上市公司这块金字招牌的护持下，海航先后获得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数十亿元的信贷额度，并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陈峰对自己的借钱战略甚为满意：“我们不断地用中国资本市场调整我们的股本金结构”。
陈峰在股本结构日益复杂化之时，从未忘记将股本金结构往有利于自己掌控的方向调整：2003年末，海航集团只拥有7.3%的海南航空股份，当时美国航空投资公司持有1.08亿股，以14.8%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到2015年，海航集团通过增持、受让使其持股比例达到11.85%，持股比例仅比美国航空投资公司低2.95%，位列第二大股东。2007年11月，新华航空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86亿元。其中，代表海南省政府的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占48.61%，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占19.07%，索罗斯旗下的Starstep Limited只占18.64%，海航集团终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国内众多银行为何青睐海航？ 陈峰因能从外国银行借钱获“融资创新奖”，这奖牌让陈峰在国内银行的身价陡涨：外国银行信得过的，咱中国的银行还能信不过？海航的扩展方式是融资，重组，再融资，但谁都知道，没有金融业的支持，任何高明手法都玩不转。据《新京报》4月23日在《海航“迷雾”：股权结构复杂隐秘 国开行授信1000亿》一文中称：如今海航正在进行的海外并购已获中国国内银行综合授信6100亿以上。
在不断“起底”海航的报道中，有关陈峰与银行关系的负面报道有一宗：2001年4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决定为海航购买飞机提供贷款8600余万美元，并提供3.4亿美元的担保。同年12月，建行将为海航提供的备付信用证从美洲公司北京办事处撤回，导致海航无法购买飞机。陈峰和王健找到时任行长的王雪冰，王雪冰随后指示“按程序办理”，相关办事人员迫于压力，最终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原担保额的3.4亿美元减少为1.95亿美元。在此之前，为感谢王雪冰对贷款的支持，在1999年和2000年，陈峰、王健1999年和2000年在北京先后送给嗜好名表的王雪冰一块价值10万元的“伯爵”和一块价值20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此事之后，王雪冰担心担保函事件对自己有不良影响，让他人将手表代为退还海航。王雪冰后来出事，陈峰等未受牵连，得益于当时王雪冰一念之间。
在银企关系极为龌龊的中国，企业在与银行的关系中难以保持干净，或多或少都必须付出“融资成本”。稀罕的是海航有这么多媒体盯着看着，却未挖出什么来。这只有两种解释：一是海航做得太巧妙；二是靠山太硬，但后一种解释也不太通，邓家贵作为今上姐夫，靠山不可谓不硬，这些年来外媒接到的爆料，邓几乎是被爆料最多的人之一。
郭文贵爆料 北京遭遇“塔西佗陷阱” 从2010年中国十八大权力之争开始，向外爆料已成政治高层打击政治对手的主要方式，郭文贵的爆料是第二轮。这两轮对外报料的途径与方式很不相同。在第一轮当中，《纽约时报》、彭博社、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等接到的是反习派匿名寄出的一套套相当完整的资料，比如平安保险公司、肖建华的公司等企业的股东名册、购买股权及历年股东分红资料，便于查证。在记者查证时，还有各种内线人士配合调查。因此，《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采访核查之后，能够接连抛出经过double check（双重查核）的重磅炸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则写出了将中国红色权贵高官钉在耻辱柱上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
这一轮郭文贵的爆料，其实是上一轮权力斗争的余波，但与第一轮相比，有明显的不同特点：一、第一轮爆料没有前台人物，一切都是匿名与隐形操作，这次有位站在前台的郭文贵；二、第一轮爆料，由秘密爆料者提供了大量文件资料与配合调查的内部人，让记者能够不太费力地Double Check；但这一轮爆料，主角郭文贵采取了挤牙膏方式，用“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但媒体却无法获得Double Check的管道，只能等待郭文贵下次的信息释放。我曾在推特上公开表达期望：希望此前做过中国政商黑幕调查的《纽约时报》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能够介入郭文贵爆料的后续调查，在查验郭文贵爆料是否属实后再写出深度调查报道，让中国人能够了解实情。
郭文贵有关王歧山内侄与海航之间关系的爆料，不管有没有后续调查，现在已经收到奇效，除了在习王关系上投下一抹阴影之外，还让中国民间认为印证了百姓对官场的看法，即“洪洞县中无好人”。北京则陷入“辟谣”无门的尴尬，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来说，中国政府早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因其早已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不管郭文贵爆料是否真实，官方的解释就是没人相信。倘若有国内媒体出面宣布自己的调查结果，证实郭的爆料并非实情，引发的反应也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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