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刘晓波： 您可能是我最钦佩的人。数十年来，您为推进人类的自由而不断抗争并备受磨难，您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如今看来，您也将付出自己的生命。
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结局却和他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纳尔逊·曼德拉最终成为南非总统，您却最近才从中国的监狱转移至医院，并且仍然处在监控状态之中。您的妻子说，您的肝癌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而中国政府残忍地拒绝允许您赴国外就医，以挽救您的性命。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部分原因是吁请习近平主席允许您出国就医。但同时，我写下这封公开信也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些身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人可以从您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记者，我看到太多的煽惑、矫饰和虚伪，而身陷囹圄的您却比我们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更真诚、更热忱地体现着民主的价值观。
我必须说，我很好奇，看到我们西方人如何处理我们自己手中的自由，您会作何感想。为了实现自由，您奉献了您的一生。但是，您对民主的信仰是否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些推文而动摇？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前往中国时，我第一次遇到了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您立即返回中国，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当中国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以镇压这场运动时，您本来可以逃亡。但您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军队谈判，为聚集在纪念碑前的数百名抗议学生开辟安全撤离的通道。
有些学生想留在现场并准备赴死，但您劝导他们撤退，好好活着，以俟将来。您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您自己却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的深渊，这一走就将近两年。
20世纪90年代，您有机会可以安全地搬到国外，但您却选择留在中国。您继续不懈地推动自由，并因此再次入狱。
出狱后，您在2008年参与起草了一份措辞温和、合情合理的文件，呼吁民主和自由。那是最后一次我和您交谈。
我当时在北京，曾打电话到您家，希望可以安排一次会面。您接了电话，但我刚刚用中文说出我的名字，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人员就立刻掐断了电话，而且让您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
那之后不久，您再次入狱，被判刑11年。作为对您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还开始迫害您的妻子刘霞。
我记得您写给刘霞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您经常谈到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坦率地讲，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能从您那里学到很多——甚至是民主的意义。
首先，您宣扬温和与妥协的美德，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忘却了这些。这个时代，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和解是软弱的表现，您却提醒我们，政治意味着倾听和务实。您正是通过倾听和务实，抢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生命。
第二，您的思考超越了您的族群。您勇敢地签署请愿书，呼吁给西藏更多的自治，并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谈判；尽管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非常反对这个建议。拂逆公共舆论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我真希望更多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也能展现出这种勇气。
第三，您是政治活动中高贵品格的楷模，表现出那种不失高节的气骨；尽管这个政权如此残酷地对待您和您的妻子。
我们美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坍塌，诋毁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想与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人结婚，越来越多的人会表示反对。您完全有理由心怀恶意，但您却声称“我没有敌人”。对那些控告您的人，您甚至格外地使用充满爱的语言去谈论他们。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您在监狱的牢房中这样解释。您告诫我们，“敌人心态”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在汉语里，您有时被称为“刘老师”，而我们，您的学生，希望并祈祷您能寻得一些宽慰，因为您的牺牲已在我们所有人心头留下印迹。您真的不愧为这个世界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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