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与非暴力抗争的中国困境

　　7月13日，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零八宪章》宣示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在国内时，和刘晓波始终缘悭一面。他作为文坛“黑马”横空出世之时，我正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限于专业，对当时弥漫全国的“文化热”感受远不如文学圈深刻，但听到不少有关他的传闻。90年代末，因为包遵信先生的关系，距离似乎近了一些。一次是接到刘晓波从北京家中打来的电话（老包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谈他对《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感想。其中一些感想片断，他写在与王朔的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里了，其中那位“老侠”就是刘晓波。多年后我才知道为何要以“老侠”为名，“侠”者，“霞”也，是其爱妻刘霞之名的谐音。在那次的通话中，他很想了解中国的言论尺度是否会有宽松？因为当时出版界的说法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书都能出，还有什么书不能出？连英文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当时都写了一篇《北京的春天》，分析以《现代化的陷阱》、《交锋》为代表作的“今日中国出版现象”。我当然知道，他那时根本不能在国内发文章，但也只好告诉他，出版内情复杂，算是夹缝里有得力人物推了一把，绝不意味整体言论环境宽松。我没告诉他的是，就在他打电话那时，深圳所有的媒体都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禁令，禁止“炒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及作者。

　　2000年7月去北京开会，包遵信先生与我约好，会后邀刘晓波一道见面聊天。7月12日会议结束之后，我在朋友家接走儿子，希望带他在北京游玩几天，结果在7月13日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腿骨与脚掌骨均断裂，当天在北大的演讲取消，原定几天之后的见面当然也取消了。

　　刘晓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轨迹开始于2005年之后，那时我已经被迫辞国四年。对于后来《零八宪章》的发起及其入狱，以及谁是真正的起草者，均只是遥观。对《零八宪章》本身，因为认同其和平理性抗争理念，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宪政民主之路，我与晓农均签了名。后来，国内签名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政治迫害，断断续续时有所闻。

　　最开始，由于《零八宪章》相关人士自述在国内尚有少许空间，外界均以为，中共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种温和方式。美国着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先生（David Shambaugh）后来在《中国即将来临的衰败》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中承认，从2000年到2008年，中共有一条开明的曾庆红路线，直到“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华尔街日报》2015年3月6日）。可见这传闻流传之广。因此，主张非暴力抗争并宣布“我没有敌人”，引发无穷争论。希望当局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点期望，即使在刘晓波被投入监狱之后，外界仍然没有放弃。直到刘晓波获奖之后不久，《零八宪章》的实际起草者张祖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后，人们才非常不情愿地承认，通过非暴力抗争通向宪政民主这条如封似闭、但又仿佛开了一个小口子的路，终于被中共彻底封死了。再后来，外界发现刘霞实际上被软禁了，世界才知道，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之残酷，与南非政府的相对文明简直天壤之别。曼德拉入狱20年，曼德拉夫人在外继续其夫未竟事业，而中国政府却事先防范一切反对因素的萌芽。

　　煎熬的除了刘晓波，还有非暴力抗争路线

　　刘晓波病危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朋友们写过不少忆念文章，我对其中的两篇情真意切的文章印像深刻，一篇是苏晓康写的《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另一篇是余杰写的《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甫见苏晓康文章标题的“煎熬”二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作者如非自身也挣扎于这种煎熬之中，无法用这二字表达，读者如果不是经历过类似煎熬，也无法理解这两个字包含的不可承受之重。文中那段“桂冠还是十字架”，细述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刘晓波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苏晓康的这一总结多少有点苦涩：“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刘晓波辞世的当天，“奥斯陆的意思”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声明中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正因为这顶桂冠其实就是十字架，刘晓波认为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一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我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那天，看到苏晓康这段文字时，泪水不由得溢满眼眶。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在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我很理解苏晓康在文中说出来的话以及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想法。作为共同经历了一国风雨的同龄知识人，我们听得到暴力革命的呼声，在1989之后的近三十年内备受煎熬。即使在刘晓波去世的当天，对他本人、对非暴力抗争路线的不同意见，在推特上随处可见。

　　余杰的文章《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主要写刘霞与刘晓波共同背负十字架的艰难历程。丈夫作为政治犯坐牢，妻子失去自由，这恐怕是中国特色。中国政治反对者与维权律师的妻子们，都经历了饱受政治株连的折磨，最后都奋起抗争。但刘霞形同关押的数年软禁，却仅此一例。刘霞所遭受的磨难，展示了中共极权政治极其丑陋残暴的一面。期盼她尽快获得自由，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中国当局拒绝了“和平转型”

　　作为一个追踪中国变化几十年的中国研究者，我深知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当局维稳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上空的专制阴霾也越来越重。2011年3月宣示的“五不搞”、2013年5月面世的“七不讲”、2015年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及大批关停海外资助的NGO，种种迹像都表明，中国通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之路已被关闭。这次刘晓波病重之际希望携妻子出国这点最后的愿望，都未能得到满足，只能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辞世，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幻想非暴力抗争能实现中国政治转型。但深知共产革命之害的人，几乎全都不希望中国再发生一次类似的革命。中国当局似乎嫌中国人不够明白这点，在刘晓波辞世当天，美国中文媒体多维网发表《沉思录：“第五纵队”较量已无声》，称刘晓波、茅于轼、贺卫方、南方系被中共视为西方在中国的“第五纵队”。这种表态，意味着中共完全拒绝任何说理的声音。

　　刘晓波已进入了历史。悼念者在激愤悲痛之下，用刘晓波说过的一句话来告慰英灵：“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我是一个不善于幻想的人，只能据实道来：刘晓波的辞世，包括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现，都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的灵魂。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将在世界人权史上占有一席历史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却会因将来中国转型道路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评价。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和平转型，刘晓波将与六四亡灵一道，成为一座历史丰碑；如果中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完成政权更替，刘晓波就可能会成为政治教科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称他证明了和平转型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权在溃而不崩的状态下继续生存很长一段时间，他代表的和平转型诉求则会时时出现在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中，成为非暴力抗争者的旗帜，主张暴力革命者批评的目标。

　　我希望第一种情况出现，但我知道，历史不以个人的意志愿望为转移。和平转型的道路虽然已经被中国当局关闭，但暴力革命的基本条件暂时没有具备，中国人还得在等待中煎熬。我的看法是，与其被煎熬成一群愤怒的网络暴民，不如从基础做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权利意识，为未来做好准备。（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