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开历史倒车 蔡英文还真是老司机

　　让我们先把时间推回到2015年11月7日，这一天备受瞩目的“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这是分治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可谓是相互善意的巅峰。

　　然而一年多后民进党上台至今，这种相互体谅与交流的成果已然流失，近日，蔡英文政府更是发布新政，规定部分高阶公务员将受到长达15年的赴陆管制，紧接着，陆委会又拟限制省级台办人士、“不友善言论”学者赴台，这意味着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两岸交流，被蔡英文政府狠狠地倒推了一把。

　　从历史上来看，从蒋介石时期的“韩贼不两立”，到马英九时代的“习马会”，正凸显了沟通对于对立集团的重要性。蒋介石1949年率国民政府到台湾后，秉持着准备反攻大陆的愿景，拒绝公开与共产党往来，同时也强化谍报系统，更有效地掌握了党政军，然而滞台时间愈来愈久，形势变化倾向于共产党，以至于蒋介石开始思考与毛泽东沟通，加上对故乡的思念，于是1957年先后派了亲信宋宜山、曹聚仁赴陆，进行情搜并探访浙江奉化的故乡，这种局面到了60年代中期甚至有蒋介石率旧部登陆的讨论，不过随后被文革十年给中断了，两岸又转为老死不相往来的敌我分明立场。

　　这种状况随着邓小平上台改革以及蒋经国逐渐开放后改变。尽管表面上国民党仍维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蒋经国也派了沈诚负责与共党建立秘密沟通管道。这时候的台湾尽管经济开始腾飞，“台湾钱淹脚目”，但是随之而来的思想自由为国民党带来了内忧，在这样的环境下，蒋经国虽然加速国民党台湾化的过程，但是也仍心系过往的江山，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开放自中国各省的老兵们回乡探亲，于是也有了对非党、政、军人士能赴陆探亲的政策，并在晚年思考更为紧密的两岸交流，对民间的来往改为了“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的默许制，在官方的交流上则透过密使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两岸和谈。

　　台湾老兵返乡探亲

　　然而随着蒋经国寿元结束，仍在协商程序性的沟通前期便嘎然而止，台湾进入了李登辉时代，对政治异己进行肃清，甚至乎沈诚被视为“叛国贼”关进牢狱。尽管如此，两岸的沟通仍是必要且有其深化的必须，李登辉除了继续派遣密使，也用半官方的机构作为与北京交往的窗口：众所皆知的国风大师南怀瑾成了促成两岸制度化沟通契机；海基会与海协会成为双方相互谅解和推动交流的平台，也因此有了1992年辜振甫和汪道涵的对谈，形成了“九二共识”。李登辉也设计了带有两岸共同愿景的“国家统一委会员”，不过这个机构却也有名无实，只带有咨询建议的能力，甚至只是李登辉化解国民党内传统派的一步棋，最后“国统会”逐渐流于象征意义，在2006年走入历史。

　　汪辜会谈

　　然而由于台湾进行“大选”和李登辉迅速转向“台独”立场，以及继之而来的民进党陈水扁当选，两岸之间和解的进展再度受挫，相互的敌意使得每一个姿态、举动或声明，都使疑心生暗鬼。但就算在这种时候，两岸间的相互交流仍是持续，陈水扁甚至在2004年大选前公开拿出一条纸条，称“对岸的有力人士传递过来的”，而这纸条在当时则是由在大陆经商的台干穿针引线而来。也因为两岸仍有大大小小将近29条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管道，以至于即使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仍可免于直接的军事冲突，化干戈为玉帛。

　　在陈水扁时代，两岸虽然进入了最紧张的关系，但是民进党也挡不住民间交流的需求，于是乎“小三通”——透过马祖、金门、澎湖等离岛的通邮、通商、通航措施也顺乎民意的展开。这样的涓涓细水也逐渐汇聚成滔滔江水，客运量于2008年也达到300万人次。此外在2003年也修改“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开放民间单位接受大陆委托在台招生，但是最终仍因台湾内部选举的政治因素，无涉政治的教育交流遭到意识形态影响。

　　总体来说，陈水扁时代的两岸交往仍大体是政治操作的两手戏码，在高层基调是对抗的前提下，即使在某项目的两岸政策上采取开放姿态，这样的惠民政策达不到必要的效果，两岸关系甚至几度濒临战争的恐惧之下。

　　两岸维持沟通不仅免于误解与冲突，当顺势而为时更能促使民间的全面相互认识。这一点，在马英九主政时期便达到了，由于两岸的政治大环境相互友好，从两岸直飞再到民间大大小小的交流会议，使得旅游人数、经商来往的密切达到高峰，“习马会”更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维持热线几乎就是维持和平的代名词，甚至有研拟相互设办事处之举。可惜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的影响，并不能被下一届政府所承继，使得当前两岸政府又进入了相互怀疑的阶段，只能考着其余的交流管道确认彼此意图。

　　新的阻力

　　及至民进党再次上台，两岸关系一路后腿。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每当内部政治环境出现问题时，政客往往会将问题诉诸到打击异己，以及援引外敌。最近的台湾内部民调纷纷显示，蔡英文政府目前的不满意度已五成八，同时民众也对蔡英文维系两岸与外交的能力高度怀疑。

　　然而另一方面，2018年的“五合一选举”也不远，这被看作是2020政权保卫战的前哨战，民进党的敌手已开始布局。在政权大于一切的前提下，改变民调的重心便在于改变民众的注意力，也因此“进口转外销”——针对远离绿营的军公教，冠以可能通敌的罪名，以法律的形式包装给媒体报导，能够实实在在使台湾民众暂时忽略民调每况愈下的政府问题。

　　从国际大矛盾来看，眼下仍旧是两分格局。一方面是中国崛起，其经济的磁吸效应跟地缘影响力持续外溢，另一面则是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一改过去奥巴马时代与北京的巧妙探戈互动，转而用更多强硬与直接的举动向中南海施压，譬如朝鲜拥核和导弹试射问题，便透过对台军售的方式，清楚且了当地逼迫中国行动，潜台词几乎就是“不行动就踩你痛脚”，这种方式也给了民进党一种诱因，默许了民进党能够用更长期性的政策，拒绝两岸关系恶化的自我妥协。

　　然而此次政策出台，却造成了几方面的后遗症。第一，这个政策带有职业的歧视性，对于保卫家园的军人，并不给予尊严。这种犹如对待“预备犯”的先入为主印象，除了更加恶化他们的社会形象，也打击了军心士气；

　　第二，规范退役军人的话语，限制机密泄漏的可能性，实际上根本无法防范真的有心人，毕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使用语音通话app或是用加密的电子邮件更是方便，“通敌”还需亲自飞抵大陆徐徐道来吗？政策的不全也只会使类似密使的政治掮客更为增多，增加信息传递的混乱，也给怀有异心的人更多上下其手的空间而已；

　　第三，政策限制信息交流，长久以来将使两岸彼此缺乏更多信心建立的机会，信息的不完全除了会增加彼此的疑心之外，也少了机会为青年这一代建立更良好与完善的合作平台，最恶劣的结果，将因为这类缺乏沟通，导致潜在的敌意错误解读了各种善意的信息，换言之，类似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很有可能使两岸各自活在自己想象中的敌意话语中，最后造成兵戎相见的可能。

　　尽管蔡英文政府对于共产党以及马英九两岸论述充满敌视，但是仍不可避免的在服贸、货贸上重启谈判，并希望能在重要的两岸交流上“维持现状”，但是“柔性台独”的基调仍使得两岸的政治矛盾无法避免，导致两岸制度性联络和协商机制实质暂停，民进党也从严规定一定职等公务员除“入境”大陆须申请许可，“过境”以及“转机”赴陆必须事先申请许可，在近期更将“开罗宣言”等一系列二战时期的历史条约，“未写入”2019高中历史新课纲之内，这些种种的大大小小措施，都对两岸真正的往来造成了偌大的阻力。

　　以史为鉴，两岸的往来不可避免将往更广更深的地带迈进，是时代进步带来的必然。尽管因为高层的政治互信降低，但是在交流上的制度化却建立了善意的基础，即使有类似限制高级公务人员言行的政策，仍无法阻挡正向的合作与交流。关心两岸前途的群众，如今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继续巩固关系，使得“下层结构”影响“上层建筑”，最后才能重拾高层互信，继续往“深水区”迈进。（台湾政治大学外交所硕士赵祥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