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印边境对峙的战略困局

　　不管此次中印对峙最后如何解决，从长远来看，中国最需要的是举一反三，防止再陷入此种战略两难局面。

　　“冷战”结束多年，中国军队一直未经战火。但一场边境地区的对峙，却使得久沐和平、对边界争端习以为常的中国首次面临着陷入一场战争的真实可能。同样因为边境问题，中印曾在1962年发生过冲突（见上图），但一旦战争这次真的开打，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

　　1962年，尽管西方对一个“共产主义中国”抱有浓厚的敌意，极其怀疑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前景，但当时西方世界不会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毕竟，当时中国总体国力仍然孱弱，而苏联才是美国要担心的最主要威胁。但如果战争这次重演，其背景正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头号霸主美国以及一些周边国家正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是否改变“和平崛起”方略投以怀疑。

　　当然，中国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场可能的战争的合法性：此次对峙事件性质上完全不同以往，中印在锡金段不存在边界争端，是印度侵入了中国的领土。即使印度宣称是在为不丹主张主权，也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反而暴露了印度欲将不丹“锡金化”的野心。而且，战争最后真的发生，也是在中国进行了众多外交努力之后（事件发生迄今已近两月），而且我相信中国很可能坚持不打第一枪原则，这就能够充分证明中国是先礼后兵、仁至义尽。

　　事实上，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层面看，如果印度始终坚持不撤军，中国方面还有不得不打的理由。因为中印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与棘手的边界争端，如果印度此次得逞，也就意味着印度在此一问题上树立了新的规矩：它可以进入中国的境内（即使在不存在双边争议的地区），也不允许中国在自己的境内修筑道路与设施（即使印度在自己实际控制区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中国邻国众多，还有许多主权争端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此次示弱，其他国家看到有机会可乘，类似麻烦可能接踵而至。

　　更大的麻烦或许是国内的压力。如果在钓鱼岛或是南海岛礁发生类似事件，可能还有理由坚持和平手段解决，因为大家都承认那里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但这次印度进入的是双边无争议领土，如果任其施为，中国领导人很难在国内为其“坚持和平解决争端”辩解。特别是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正致力于强化其权威之际，他绝对不想给国内民众一个软弱和难以维护中国主权的形象。

　　但如果真的开战，即使中国赢得了这场局部战争（中印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仍不得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实际后果（战败的结果就不用说了）：第一，西方国家可能多数站在印度一边，指责中国行为不当甚至是侵略。这一立场无关是非，而是利益使然。特别是在美国看来，显然是中国而不是印度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拉印制华才是其正常动作，而战争将为其坐实中国“威胁”提供最好的借口。即使特朗普目前为了朝核问题不愿意与中国翻脸，但美国的长期政策肯定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力度，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更加遥远，一心要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反而日益迫近。

　　第二，周边国家可能出现分化。一些国家可能慑于中国在战争展现出来的实力，在今后的国际与地区事务继续或是加大与中国的配合，但更多的国家可能会更加担心中国今后同样会对它们使用武力，因此加大与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结盟或是合作。中国今后更加难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与安全合作，从而为地区外大国在周边进行牵制提供更多的空间。

　　第三，中印关系彻底弄僵，印度很可能缺席今年将要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以后在诸项国际议程中肯定也会与中国作对，中国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方面将少掉一个重要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在各项国际政治议程中可能不得不更加倚重俄罗斯，在大国间纵横捭阖的空间将明显缩小。

　　所以，当前中国其实是面临一个两难局面：如果僵局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选择让步会招致许多恶果；但如果选择武力解决，同样挑战多多。

　　二、走出战略困局

　　不管此次中印对峙最后如何解决，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要举一反三，从战略到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和努力，防止今后再陷入此种战略两难局面。

　　笔者以为，这种努力具体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高度重视边界争端的危害性，发起新一轮解决边界争端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的国家，边界复杂情况独一无二。新中国建立以来，曾经分两批与许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第一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朝鲜等国签署边了界条约和协议，划定了双方的边界。第二批是冷战结束之时，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划定边界。中国与俄罗斯、越南的陆地边界也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内最终划定、立碑。

　　不管如何评价这些边界条约，其中一些条约也确实并非完美。但从战略角度看，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当时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周边战略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目前，中国仍与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陆地或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与受到印度强烈影响的不丹既未建交、边界也未划定，这些争端已成为困扰中国相关双边关系甚至整体外交的挑战。邓小平时代的“搁置争端”有其智慧之处，但必须建立在“可搁置”的前提之下，在中国日益崛起，相关国家都将领土争端作为敲打中国一个工具的时候，想搁置起来其实是难上加难。此次印度打“不丹牌”，虽然无理，但确实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挑战。中国应该以此为教训，加大进一步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

　　当然，有人可能也存在等以后时机对中国更有利了再解决领土争端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必须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虽然领土利益是核心利益，但对于争议领土，和平解决是国际通行规则，寄希望于今后进行战争收复的想法并不可取；二是当前领土挑战与未来领土收益的关系，如果当前领土挑战突出而未来领土收益并不确定，等待下去就不明智；三是领土利益与维护整体战略利益的关系，如果和平崛起需要推进领土争端的解决，那么就应该将之提上议事日程。

　　那种“战火为中国崛起洗礼”的说法值得警惕。在一些情况下，中国需要证明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以此遏制那种公开或潜在针对中国的敌对行为。但最好的战场不在周边，最好的对象也不是邻国。坚持和平崛起道路的中国，应该找到证明自己军事强大的其他方式。

　　综合考虑下来，就是中国应该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尽快妥善解决相关边界争端的战略指导方针，因国、因地制宜，尽快推进剩余争端的解决。在当前发生争端的南亚方向，中国应该通过边界谈判推动中国与不丹建交，同时又以建交成果巩固中国-不丹国边界的安宁，这样既有利于制止印度试图将不丹“锡金化”的地区霸权野心，又可避免今后再次让其有机可乘。

　　第二，管控地区争端的机制安排。即使有上述战略考虑与周到的政策安排，我相信还是会有些边界争端一时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能够让双方摆脱沟通困境或是避免失面子的机制化争端解决安排。一旦再发生当前这种对峙局面，就有明确承担责任的第三方来调解，或是可以诉诸某种地区机制，制订一个使双方均不失利益与面子的解决办法。

　　例如，中国正在与东盟谈判南海行为准则。至于与印度的争端，如果解决不了，是否可以在上合组织（印度刚刚加入成为其成员）框架下建立某种机制，值得考虑。

　　至于当前边界僵局，中国的最佳选择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大外交工作的灵活性与力度，包括双边层面的特使往来与私下沟通，以及多边层面的第三方协调等，给印度一个台阶下，首先促使其从中国境内撤出人员。如果最后中国仍然被迫进行战争，那应该一场速战速决、战则必胜的边境冲突。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应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崛起，如果一定要流血，就要做到创口面尽量最小。（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李开盛 为FT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