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国一副部处极刑 都是他查的

　　17日，中纪委发布了“畅谈新变化 展望十九大”系列访谈。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出镜接受专访，从亲身经历讲述党风政风变化。

　　“纪检监察机关不要等干部犯错误了，再来查他。纪检监察机关现在的工作量是大了，不是小了。人家有这个反映发现苗头，你赶快去找他谈，谈了以后究竟是什么问题，咱们再分别处理。这样可以挽救很多干部。”他在访谈中说。

　　“政事儿”注意到，祁培文曾带队查办了轰动全国的胡长清案、成克杰案、“9898”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

　　胡长清是江西省原副省长，2000年2月，他因行贿罪、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3月被押赴南昌刑场枪决。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高官。

　　1999年8月，时任江西副省长的胡长清到云南开世博会期间，突然失踪。通过调查，发现胡长清住在广州某宾馆，被找到时身上带着一张假身份证、两部新手机、两万元现金和一瓶已开封的“伟哥”。之后，他被带到北京接受询问、审查。

　　据《走向刑场的副省长——胡长清堕落史》一书记载，当时经中纪委和中组部有关领导研究决定，“由中纪委常委祁培文负责，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胡长清进行审查。中纪委联合调查组将胡长清案代号定为‘807’。”

　　当月8日晚，祁培文与胡长清见面，代表中纪委宣布了对其进行审查的决定，随即与他进行了接触性谈话。

　　“你说要去深圳，为什么人却到了广州？你为什么要向省领导同志说谎话？你是省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还持有化名广东阳西县农民‘陈凤齐’的身份证？”祁培文问道。

　　胡长清表面平静，承认自己使用假身份证是错误的，向省领导同志说谎也是错误的。同时他又说：“我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协会副会长，多少有点名气，我到深圳去，用假名出行登记，办假身份证都是为了躲避那些找我求字的人，减少一些麻烦，不然，怎么得了噢？”

　　祁培文绕开话题，问道：“你的假身份证是怎么办的？手机是哪儿来的？”

　　胡长清交待，身份证是南昌一家公司董事长周雪华托人找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手机是该公司总经理熊海根为他买的。由此，撕开了胡长清案的一个口子。

　　“政事儿”注意到，审查期间，祁培文与胡长清的一次交锋，最终让胡彻底交代。

　　据《中华儿女》杂志报道，当时胡长清一直坚称自己肯定没有问题，并用党性保证。祁培文突然厉声说道：“胡长清，你同某某是什么关系，你存在某某地方的钱是哪里来的？”

　　祁培文说道：“你的问题相当严重，你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你如果不老实交代，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报道称，胡长清当时心理防线崩溃，大汗淋漓，从椅子上滑下，痛哭流涕，交代了所有罪行。

　　成克杰案，是祁培文查办的另一起大案。

　　成克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其在1994年至1998年期间，受贿财物达4109万元，于2000年7月被判死刑。当时，成克杰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员受贿数额最大的案件，成克杰也成为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1999年春，中纪委对成克杰案立案调查，由祁培文直接指挥。他当时一边查办湛江走私案，一边指挥中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调查组，抓捕成克杰案的重要涉案人员——长期居住香港的成克杰的情妇李平。

　　李平被抓捕后，将她和成克杰收受30多人贿赂的过程和盘托出。成克杰本人曾多次说：“中央纪委办案组做到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我心服口服。”

　　2000年9月，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该案宣判后，祁培文接受央视采访时，分析了成克杰腐败的深层原因：“成克杰入党是在1984年，他在党内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时间很短，所以这个人的理想和信念原本就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政治素质很低，法制观念淡漠，他手中的权力又很大，而且滥用。”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像这样的人走向腐败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不奇怪的。”祁培文说。

　　“政事儿”注意到，在查办腐败案件中，祁培文还曾对涉案人员“手下留情”。

　　1998年，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浮出水面。从1996年初至1998年9月，以李深、林春华、陈励生为首的走私团伙大肆走私汽车、钢材、成品油等货物，案值达110亿元，偷逃国家税收62亿元。

　　此案共逮捕走私分子及涉案公职人员130余人，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原调查处处长朱向成被判处死刑，湛江市市委原书记陈同庆、原副市长杨衢青被判处死缓，200多名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在对涉案公职人员处理时，祁培文“冒了风险”，对100多人“特殊处理”。

　　200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吐露了当时的考量。

　　“一些年轻干部都是大学刚刚出来的，整个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送钱的人一来了就是一人一份，有些年轻人很怕，一大沓钱见都没见过，装在自己口袋里怕得不行，所以年轻人一看有人来送钱，他就跑到卫生间藏两个小时，人走了以后他再出来。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环境，他收了这个钱，虽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客观环境要不要考虑一下？”他说。

　　“我们党的政策，打击少数，教育多数。这些人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他坦陈，“这种情况下我确实是费了心思。”

　　据《中华儿女》杂志报道，最终祁培文冒险作出决定，让这些年轻人把钱交出来，彻底交代清楚，接受教训，就可先回原单位工作，如何处理放在后期。许多年轻人当时就痛哭流涕。

　　祁培文回忆，事后他提心吊胆向中央汇报，没想到“领导听了，一连说了我五个‘好！’，我一下子高兴得，我那天晚上也没睡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