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了22年的中国武装警察“双重领导”制度落下帷幕，北京时间12月27日，中共中央层面印发决定，2018年起武警部队由中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意味着，武警部队元旦后将不再受中国国务院领导，此前的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
这场武警领导制度改革是本轮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军队领导制度的重新厘清，从本质上说，也是一场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后，对地方政府的一场“杯酒释兵权”。
武警双重领导制度的由来
所谓武警，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其成立可追溯至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现行武警制度形成于1982年，是由公安部党组提交申请，经中共中央委员会同意，将解放军地方内卫任务及其执勤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三个警种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列公安部序列，受公安部领导。
武警部队也是“枪杆子”，归谁领导很重要（图源：VCG）
从成立之初，因为由军人和警察两部分构成，武警的管辖权“天生”就带有了双重性质。
1995年，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中央军委主要负责武警部队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指挥、训练、政治工作；国务院主要负责武警部队日常任务赋予、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业务建设、经费物资保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武警双重领导制度，从那时开始确立。
尽管是双重领导，但在现实中，武警成为地方政府手中除了公安之外的另一只武装力量，这在人事任命上就能体现，以往的惯例，地方各级公安领导均兼任当地武警部队的第一政委。而针对调动武警、人事任免等重要事宜，武警部队内部的决策层一般同样也是这三个人：第一政委、司令员和政委。所以，隶属地方政府的公安领导对武警有直接管辖权。
而这次改革最核心的转变，是将武警管辖权回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实现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例如，改革前，武警部队正师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命，由国务院总理与中央军委主席共同签署下达，以后只有军委主席能签署任命。武警部队的经费一直以来由国务院和各省列入计划。
今后国务院和各省不再插手武警事务，而是统一列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经费预算。公安部部长及地方各级公安厅厅长、局长，也将不再担任武警各级部队的第一政委。过去，省委省政府可以动用1000人的武警部队执行地方任务，今后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各省政府需先向中央军委申报兵力，再由中央军委对武警下达指挥命令。至于押解、押运等经常性任务，将由中央军委授权给武警总部及总队，部队根据所授权限来完成。
诱因之一：武警也是枪杆子 党领导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动因，促成了武警领导制度的变革？原因可能有四。
这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政治原则的又一次具体呈现，是“党领导枪”原则的再次强调。这个说法是201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的政治原则。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上，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该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尽管经常为外界忽略，但其实这个“原则”是十八大后习近平任总书记后最为重要的政治经验，是对“整党”、“反腐”、“军改”以及国企改革等事宜上的最高指导原则。
如前文所言，尽管是“双重领导”，但是地方政府其实掌握武警的具体指挥权，权责不清晰带来的就是武警系统问题频发，以及存在对武警指挥不当的情况。
武警也是“枪杆子”，因此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性去安排使用，而非成为某些官员的“私器”。
诱因之二：对武警参与地方治理“不当”使用的调整武警领导制度改革，
是中南海在认识到过去20年，武警在参与地方治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不当情况的调整与拨乱反正。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对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不能忽视，过去20年，在面对维稳、土地、拆迁等社会治理问题时，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处理不当，民怨爆发的情况。尤其是政府官员经常调动武警参与此类社会治理事务，造成民众恐慌情绪，激化官民矛盾，将“内部矛盾”推向“敌我矛盾”的深渊，对于军队形象也是严重打击。
因此，武警“易主”，本质上是中共中央军委对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官员的“杯酒释兵权”，让“枪杆子”回归到“枪杆子”的使命，而非随意用于普通的社会治理问题上。
诱因之三：吸取薄周事件经验教训后的政治选择武警领导制度改革，是中共在吸取薄熙来、周永康等事件经验后的政治选择。
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私自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薄熙来调动市属武警部队赴成都，包围总领事馆欲带回王立军，此举引发外界对武警跨区执行任务的议论。此外，在周永康落马前后，海内外亦曾有过“京城响枪”的传闻，波及武警。
无论这些传言的真实性与否，但是在今天中国政坛“长官意志”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身居高位的官员通过私人部曲任意调动武警部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兵者，国之重器，如前文所谈，武警也是“枪杆子”，“握在谁的手中”，这个命题很重要。因此如何通过领导制度的调整，让武警不会变成某些“野心家”的私人武装，或许也是此次中央军委“收虎符”的诱因。
诱因之四：腐败
腐败导致武警内部需要一次大变革。
这个因素要从两个方面去谈，首先，是武警内部腐败丛生，截止今天，武警系统内落马的高级官员就包括原司令员王建平，副司令员牛志忠，武警交通指挥部司令员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总工程师缪贵荣，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瞿木田，武警福建总队原司令员杨海，武警河南总队原司令员、武警工程大学原校长沈涛，武警江苏总队原司令员于铁民，武警河北总队原司令员李志坚等9人。腐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层级之高，令外界瞠目结舌。
这些位居高位的武警高级官员背后，是否也有着与他们捆绑，得到他们提拔的，数量更为庞大的一批中低级武警官员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武警进行一次系统性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因为过去20年的“双重领导”制，很多地方武警就异化为“无人领导”制。军队无暇管辖，政府也只是有事时调动，平时礼让三分，因此很多地方的武警系统，就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内部腐败，宴请的豪奢，在地方上的肆意妄为，武警军牌车无视交规扰民等事件频发，在很多地方，武警甚至成为官不敢惹，民不敢惹的“一霸”。
综上理由，可以看出，此次武警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中共军委再“党领导枪”的大原则下，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对于地方政府的“杯酒释兵权”，对于武警系统的全面整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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