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在重庆极力唱红打黑
重庆模式——这个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出炉的所谓新发展模式，一度在中国备受推崇。当地党校诠释称，该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了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即连港媒也高调背书，说这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从2010年到2011年，薄熙来的声望亦达到巅峰。即便面对记者诱导性的发问，“重庆模式会不会成为中国模式”，他仍自信笑谈，称回答这个问题“会显得我有野心”。似乎中南海咫尺可望。
但到2011年中，形势却似乎微妙地急转直下。这一年六月，薄熙来率领千余人的红歌合唱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试图至少找到一位政治局常委为其站台，以期在惶惶中为自己增添些定力。只是非但常委们集体缺席，连政治局委员也无一露面，红歌现场的薄熙来尽管依然笑容满面，但形单影只，颇显萧索。
再之后的故事便尽人皆知了，自王立军奔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那一刻，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便已告实质终结。他冲击了中共的基本规则，成为中共厉行反腐的最根源起点之一。
不久之前，因中国两会后的舆论需要，重庆市再度大篇幅、成系列批判薄熙来和孙政才，并将前者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客”，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颠覆中共传统基因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政客”是一个天然的贬义词，有着来自基因层面的抵触。《重庆日报》在文章中说，薄熙来“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完全一副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
这和半个世纪前中共文革中批判走资派的表述异曲同工，“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可见世殊时异，虽然反腐和文革在意义上南辕北辙，但中共对“政客”的厌恶却是一以贯之的，对虚伪的“政治表演”，根底上便不信任，极为排斥。
西方式选举中执政能力并不重要
从这一点来看，始终在“表演”的薄熙来，走向败落实属必然。他在重庆花样百出的唱红打黑；履职三年在渝的各种讲话、批示、文章等就以百万计；“世纪大审判”“10万人红歌会”“知名媒体看重庆”……林林总总皆旨在为其拉抬个人声势。如果说中共以其政绩尚可在初期容忍薄对噱头和排场的喜好，那么一旦察觉其政治异心，自然便不会再姑息。
薄的“政治表演”和乖张作风，与中共推崇贤能为官的“初心”，早已离题万里。
从《史记》说开来
既然薄熙来被当作官员的反面典型，那么中共眼中的贤能官员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在哪里？贤能二字，一曰道德、一曰能力，任缺一者则要么是德不配位、要么是有德无才，危害都比简单的平庸要大得多，唯有二者结合才是理想状态。
历史的看，纵览中国各朝史书，有两类官吏最为受到推崇。如早到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便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及李离五人，虽然皆位高权重，却仁厚爱民、清廉自正，在政绩和道德层面均是士人典范。
同样在《史记》中，司马迁亦列出《酷吏列传》和《佞幸列传》，对这两类官员进行批判。他们或者热衷于严刑酷法、肆意杀戮，或者吮痈取宠、专事谄媚，为人所不齿。
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奴隶社会晚期，中国便已经对国家组织中的统治阶级有了比较清晰的好恶标准，此后随着儒家大扬逐渐固定为主流史观，“贤能”成为选官的唯一指标，并深刻浸染了中国人的现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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