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苗之殤痛毆習近平“四個自信”》刊播當天，自由亞洲電台同時刊登和播發的相關報道引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救助部前部長任瑞紅的話說，根據慣例，疫苗業的掌舵人，都只是官員的白手套。並且這十多年來，長生生物被法院認定的涉行賄案就有近20件，但其依然可以平安無事，這也只能是國家級層面的權力保護傘才能做到。
任瑞紅說：他們能做這種生意的，一定是在這種衛計委、藥監局，包括CDC（疾控中心）這些部門有非常非常強的背景，因為我當時在CDC有一個專案，CDC的一個處長就在說，生物製藥啊、疫苗啊，一般人根本進不去。都是好幾十億的資金的這個量，都是他們自己壟斷的。具體是什麼人肯定不好扒出來，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是白手套，國字型大小的那種幹部才行。她（高俊芳）這曝出來的行賄案件都一堆一堆的，都是這種權錢交易，為什麼她都沒事？都查處這麼大的問題，其實最後都沒有動到她。
任瑞紅認為，李克強的批示無力解決疫苗危機。他本身現在沒有權力，即便是他想拿下染指生物製藥的高層權力，恐怕也會力不從心。
那麼，任瑞紅所指的“國家級層面的權力保護傘”具體是哪個還是哪幾個？
先說此“問題疫苗”的罪魁禍首高俊芳是否真有“紅色基因”。近日網傳長生生物董事長高俊芳是前吉林省委書記、《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之女，《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第一時間跳出來近不及待地為老領導〝闢謠〞。
有報道此消息的境外華文媒體還特別援引了筆者早在2014年在自由亞洲刊發的相關文章，介紹當年的高狄是如何受江澤民信任，舉薦了整個“吉林幫”。
筆者雖然十二分厭惡胡錫進，但還是認為胡錫進無論是基於何種動機，他為老領導的“闢謠”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從情理上分析，如果這個高俊芳的父親是高狄，那麼她本人在高狄擔任吉林省委一把手期間就沒有可能在一個企業會計的職位上一委屈就是十年。此其一。其二，如果是高狄的女兒，什麼發財的捷徑都有，僅僅因為高狄一手拉扯培養出來的中共官場“吉林幫”已經陸續出了一大堆正國級、副國級，高狄的女兒隨便拉個關係牽個線，就已經可以財源滾滾，在沒必要去承擔賣假藥的風險。如今中國大陸的公開網站和半官方媒體上都已經陸續揭露出來高俊芳的發財手段就是賄賂。如果她是高狄的女兒的話，那就不是她去賄賂官員而是官員們上着杆子賄賂她了。
不過，雖然高俊芳的父親不是高狄，但高俊芳背後的“國家級層面的權力保護傘”是高狄為幫主的中共政壇上的“吉林幫”是毫無疑問的。
故事還要從高狄和“吉林幫”的起源說起。當年江澤民在位十三年，外界對他在北京政壇安插“上海幫”勢力不遺餘力多有抨擊，其實如果從地域角度劃分幹部派系的話，當年江澤民在位時陸續重用的包括張德江在內的從吉林起家的幹部並不比從上海起家的幹部的數量少。原因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過程中,當時的吉林省委和省政府表現得最“穩定”,被中央認為是“堅信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經受住了1989年春夏之交國內政治風波和國際政治風雲劇變的嚴峻考驗。”
共產黨政權自從“八九風波”之後就一直強調培養和提升幹部的首要前提就是“政治上強”，而當時的吉林省無論是地方幹部還是當地駐軍幹部都是“政治上超強”。再加上一個政治上“強中之強”的，被當時的吉林省委和省府幹部尊稱為“老班長”的高狄一度是江澤民進京之後物色到的第一政治心腹，吉林幹部們怎麼可能不被江澤民個個看好？
曾經在一九八五年中被任命為吉林省委書記的高狄本是被當時的中組部推薦給胡耀邦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接班人選之一，另外兩個是吳邦國和溫家寶。高狄雖然是中共政權的“老報人”出身，但畢竟功底有限，與書香世家出身的溫家寶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就立刻敗下陣去了。繼而，已經在十三大上繼任中央委員的高狄於一九八八年初奉調進京，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在那場“政治風波”的整個過程中,高狄的立場始終如一,從未向趙紫陽一邊傾斜過。所以當時的吉林省委一班人在發現中央就學潮問題出現“兩種聲音”時,根本不用擔心“無所適從”的問題,全靠高狄隨時給他們電話指示,要求他們“在大是大非前面千萬不能站錯隊”。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形勢發展至鄧小平強烈意識到“黨報已經不在我們手裡”，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中組部長宋平在接到鄧小平等元老指示,“六四”槍響之後立刻派人接管《人民日報》時，毫無猶豫地選中了高狄。
接下來,高狄立刻就成了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站穩政治腳跟的主要依靠對象之一。直到鄧小平南巡之前，因為高狄不願服從被鄧小平安排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的調遣,在《人民日報》的宣傳方針上經常越級直接向江澤民請示匯報,而對輿論工作尤其重視的江澤民也一度是百分之百地依重高狄,所以高狄隨時都有超過意識形態主管領導人,直接覲見江澤民的機會。期間不但向江澤民舉薦了好幾個自己在吉林省一手提拔起來的地方幹部，甚至還舉薦了當地駐軍的政工幹部徐才厚。如此說來，如果可以把高狄形容成當今中共政壇上“吉林幫”的“生母”的話，江澤民則可以被形容成這個“吉林幫”的“奶媽”。
2013年春張德江擔任中共十二屆全國人大委員長之後，筆者在發表《張德江與中共高層的“吉林幫”》一文。文中介紹說：習近平上台後的第一個五年裡領導的政治局，其實是有兩個“海歸”。筆者為此“正本清源”之前，海內外媒體在李源潮從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跳升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之後，多有關注他與哈佛大學的關係，甚至有外界評論文章居然無視張德江的存在，把李源潮說成是當時那屆中央政治局裡“唯一具有海歸背景”者，殊不知李源潮當年在江蘇工作時不過是以“訪問學者”的名義到哈佛大學走訪了一圈兒，憑在海外的如此“學歷”也能被列為“海歸”的話，人家張德江當年可是在正正經經地在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過了兩年全日制的留學生活。
當年江澤民在提拔和重用被高狄舉薦的吉林幹部到容易出政績的發達省份任職的過程中，被接替省委書記職務的當地幹部還不到六十五歲即被迫退位，比如二零零零年初為了給原是吉林土生土長的幹部回良玉騰出位置，時任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剛滿六十四歲即被逼退居二線，專任人大主任；一九九八年九月，一位叫李澤民的被迫把浙江省委書記職務交給張德江時，還不滿六十四歲便被迫退居二線。
眾所周知，日後的回良玉因為江澤民的繼續提拔才得以連任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才告才還鄉。當年與回良玉、張德江同時在吉林省擔任省委和省府領導的王忠禹則是在江澤民時代高就一屆國務委員之後又擔任了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才告老還鄉。
而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被陸續從吉林省委和吉林省政府正、副職領導崗位上提拔上來，日後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除了張德江和上述兩人，還有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十二和十三屆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吉炳軒。
原籍就是吉林省人的杜青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與張德江同為吉林省委副書記，日後也和張德江晉升正省部級的時間相差無幾，二零零七年年中在為即將召開的十七大“比選”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杜青林得票並不低，但決策層在把他和王歧山進行比選的過程中，認為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回良玉還要再繼任一屆，而王歧山進入國務院領導層則可以分管金融，於是便有了十七大召開之後任命杜青林為中央統戰部長的安排，因為這樣就可以讓他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晉升副國級了。
時光又過了五年，中共十八大上杜青林又被晉升半格，除了內定繼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還被安排了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與杜青林同時出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蘇榮也是吉林土生土長的幹部，而且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張德江吉林省委副書記兼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的繼任者。在日後蘇榮轉戰西北兩省並一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過程，因為張德江的關係，中共內部人士都因為“朝里有人好作官”的那句老話而堅信蘇榮能夠在十八大上晉升政治局或書記處，十八大召開的結果卻是事與願違。但一九四八年出生的蘇榮因為年齡原因已經等不到中共十九大的召開了，於是，給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坐坐，日後也可以終生享受副國級待遇。沒成想好夢不長，居然落得個秦城監獄與薄熙來為伴的下場。
除了上述人等，曾擔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的徐紹史也是“吉林幫”的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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