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腐败茅台火 惊爆“党酒”假亦真

　　在中国，茅台号称“国酒”，当然是共产党的“国酒”，最近又突然爆出一个茅台“党酒”。这则消息是通过贵州茅台公司“辟谣”而让更多人知悉的。

　　贵州茅台辟谣“党酒” 或自己炒作？

　　陆媒《每经网》报导，贵州茅台官微日前发布声明称，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从未生产过“党酒”，也从未授权他人生产销售“党酒”。并声称要该虚假消息给茅台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云云。这则报导还披露，此前有人通过H5发布邀请函，声称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贵州茅台酒党酒”，并公开选拔全国城市合伙人。

　　笔者有些怀疑，这个“党酒”是不是本身就是贵州茅台自己的炒作？因为这下茅台酒更火了，本来它已经是中国最火的酒。

　　从经济收益可见：今年3月28日，贵州茅台2018年报公布净利润352亿元，增长30%。而茅台酒最具代表性的酒款“飞天茅台”，价格上涨极为疯狂，有说法指100毫升价值等于1克黄金。

　　笔者印象中，前一段时间曝光的，一瓶矮嘴磁瓶茅台，北京大会堂的服务员手端着，有好事者查询得知高达60多万。

　　茅台号称“国酒”实质“党酒”哀鸿遍野之下周恩来仍畅饮茅台

　　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爱，是中共国宴用酒。中共高层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有饮食特供，好饮茅台也是公开的事。其中周恩来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记录，即使百姓哀鸿遍野，中共总理周恩来还畅饮茅台。

　　文章说：“60年代的自然灾害（注：中共将实为人祸的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香港《明报》今年1月20日也有报导说，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十二章提到了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场的“习马会”。

　　马英九撰文提到，习近平透露，中共前总理周恩来酒量是一斤茅台，每当喝到一斤，身为副手的习仲勋就要“上阵”，晚上常踉跄着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长大了些，“才懂得这是父亲的工作”。

　　有了中共当政者早年民生多艰之际仍畅饮茅台的传统，当下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的时代，茅台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茅台买来不是喝的！贪官酒事惊人

　　到了今天，长期以中国“国酒”自居的贵州茅台，已经不是买来自己喝的、是买来炒的！但更是买来行贿的。近些年更常被用在官场送礼、贿赂上。高官权贵对茅台趋之若鹜。

　　比如，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廉政了望》杂志曾曝光王晓光的“卖酒往事”。称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老婆将家中价值数十万的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

　　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据称酷爱喝酒，但只喝茅台，且酒量惊人。

　　云南省德宏政协原主席杨跃国抽烟一定要抽高档烟，喝酒一定要喝茅台，如果喝酒时没有茅台，就会批评人。在他的公务车上，随时都准备着两三箱茅台。

　　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曾自述说：“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

　　湖南岳阳原副市长陈四海被称为“茅台市长”，当地人评价他能力平平，且对工作极不上心，身边人透露“他一天一瓶茅台，早、中、晚都喝，晚上喝得很晚还到外面去搞夜生活。上午10点前基本不上班，在家睡觉。”

　　对茅台酒收藏最多的是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谷俊山落马后，在其河南濮阳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有100年陈，有50年，有15年的。

　　更有国家贫困县用警车整车采购茅台白酒用于接待的。据湖南省当地政府通报：2016年6月，安化县公安局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采购了600瓶白酒。截至2017年1月，该批白酒被县公安局机关食堂用于112次晚餐接待消费，其中用于内部违规公款吃喝22次，用于无公函接待消费90次。

　　据调查，半年多时间里，600瓶白酒中有115瓶用于中共建军节、离退休老干部聚餐等消费；141瓶用于上级官员出差联系工作以及干警拔河、篮球集训等活动消费；另有344瓶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审计、检查、开现场会等公务消费，共计90次，均无接待公函。而安化是湖南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茅台酒拍马文化成为党文化 真有“党酒”也不奇怪

　　茅台酒也浸淫了中共官场流行拍马文化，其实也成为了中共党文化之一。那些有心结交官员的商人或者有意争取晋升的官员都深谙此道。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习酒”也意外爆红，有商人大量买进，准备宴请各级官员。

　　据悉，俗称“习家酒”的“习酒”是“贵州茅台”旗下白酒品牌，有65年历史，当初是以春秋时期诸侯国“古习国”而得名，在2012年习近平首度上台时，曾被炒作一阵，1988年窖藏酒一度高达800元人民币。不过，后来习近平禁公款设宴，导致“习酒”等高档酒类其后销量惨跌，但随着习近平2018年连任国家主席，甚至取消任期限制，已经让不少人重新看到商机，认为习酒将再度翻红抢手。

　　其实茅台酒有订制，或者特供，并不是秘密，起码不少商人都在这样做，笔者在大陆时，就有房地产老板订制特供茅台酒以备送礼和宴请用。

　　有海外媒体2016年3月3日曾报导，已退役的中共总后勤部前部长廖锡龙，向军纪委上交“问题款项”4000万。廖锡龙还有一个问题与其老家的贵州茅台酒有关。因廖是贵州人，2002年出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长后，以军人打仗出征要“壮行”为由，亲手促成了中共军队与国内几大名酒厂的“结谊”，特别是与贵州茅台酒厂的关系。各名酒厂纷纷成立军供部，甚至有专门的车间生产“军供酒”。

　　故此，既有“习酒”，“军供酒”，有“党酒”也不是怪事了。可能有好事者一方面借此“唱红”表忠，一方面瞄准党“财大气粗”，投放官场备政府采购，或有利可图。

　　即使没有名义上的“党酒”，“党酒”、“党烟”、“党嫖”等都无处不在，因为这个党已经控制了所有，它向来要管天、管地、管物、管人还要强管人心。

　　中共本身已大搞公款养党耗损社会财富。据原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文章披露，中共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

　　在公款养党的背景下，再搞一个特供给中共的“党酒”又算什么呢？贵州茅台根本用不着“辟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