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经费预算 为何差距这么大？

　　在中国高校的江湖里，有一项指标关系到他们的“声誉”。

　　——教育经费的多寡。

　　曾有热心的网友为今年的高考学子“择校”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的‘好坏’直接关系考生的前途，而教育经费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今年4月，中国国内75所高校公布了2019年的年度预算。其中，预算超过百亿的高校共有8所，相较去年新增两所；位于榜首的仍然是清华大学，297.21亿的预算一骑绝尘，比排名第二的浙江大学多了将近105.4亿。

　　从这份榜单中不难看出，高校经费预算的排行榜几乎是重点综合类大学屠榜，而榜单末尾几位，其预算还不到10亿。

　　同样是高校，为什么彼此之间的差距这么大？

　　一

　　中国高校的经费来源颇具“本土化”特色。

　　财政拨款、教育收入、社会资助、经营收入以及上一年的转结余额，五种渠道构成了一张高校的年度预算表。

　　据罗志敏教授研究，2015年清华大学财政拨款和教育收入分别为33%和51%，同期美国密歇根大学该两项收入仅占13%和16%。

　　2015~2016财年，美国高校获得校友捐赠108.5亿美元（合约750亿人民币），占整个资助收入的26.9%，而中国高校过去36年中累积收到的社会各类捐赠总额不过676亿元，2017年资助收入占比不到2%。

　　国内外高校走的是两条路子。

　　对于国外高校来说，中国高校最大的收入来源——政府拨款几乎是它们的末端收入来源，捐赠才能代表一所高校在社会上的声望。

　　中国国内近十年的状况稍有转变，十年前中国高校经费还是财政拨款一枝独秀的结果，近些年的财政拨款比重也从此前的58%降至49%，教育收入（大部分为学杂费）则从21%升至33%，将财政独挑大梁优化成了现在的二元化。

　　教育收入的提升归功于高考的“红利”。

　　据教育部统计，2017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779万人，毛入学率42.7%。上个世纪的精英教育经过了粗放式的发展，造就了“人人都是大学生”的现状。

　　大学扩招，学费也水涨船高。

　　2016年，财新网报道，本科学费由3000~4000元上升到了4000元以上，浙江个别工科与医科专业甚至由3600元上涨到了6670元，生源增加与学费上涨使得教育收入变多，但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也急剧上升，财政拨款不堪重负。

　　财政拨款的收缩促使中国重点大学对自己的经费结构进行调整，却让一些它原本就难以惠泽的高校为难。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2013年，中国共有高校2246所，其中211与985高校共112所，只占5%；这期间，财政拨款2647.7亿元科研经费，这112所高校占用了72%。

　　剩下的28%，留给95%面面相觑。

　　二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北大是‘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一块圣地，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精神的圣地，也应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与职责。在当今之中国已经是不合时宜，现在中国的大学走上商业化的不归路。”

　　据统计，2017年有75所高校的年度收入低于年度预算。

　　收入结构的单一让许多高校捉襟见肘，高等学府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助、商业赞助和课题经费，高校也有一些“野路子”。

　　对于每年报考高校的新生而言，排行榜是他们会参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却让人目不暇接。排名前列的几位可以说是约定俗成，但是之后的排名却是形形色色。

　　2004年，武汉大学发布过一个“大学综合竞争力排行榜”。在这份榜单上，武汉大学的排名稳中有升：2005年为第7名，后升到第5，2017年又退回第6。

　　也许是为了服众，2017年发布榜单时的新闻标题是“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权威发布”，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心其实就设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同样，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50强”，这份看似小而精的榜单让人大在2008~2013年这6年间都位居第四，谦居北大、清华、复旦之后。

　　排行榜是否让高校的名声更盛暂且不说，但增加曝光率的确可以带来更切身实际的利益。

　　正如钱理群所言，高校的属性，似乎在这几年，开始往商业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有的高校会选择在学校里开办各种额外课程赚取经费，但更多的，是赞助直接入驻校园。

　　清华大学曾因“真维斯楼”一事被猛烈抨击。2011年，清华将第四教学楼改名为“真维斯楼”。此前，名为“真维斯”的澳大利亚服装企业曾向清华大学捐资。

　　许多学生将触犯众怒的铭牌拍照张贴到网上。很快，一些人甚至将上面的真维斯烫金字涂鸦。

　　怒火平息之后，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高校的商业化是否有难言之隐？

　　在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之一德里克·伯克眼里，大学商业化是“大学利用其教学科研以及其他校园活动盈利的现象”。

　　在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高校更改自己的运作及管理模式。大学的部分商业化推动着大学课程体系的商业化，更多的课程在对外开放，惠及社会大众。

　　只是在很多人看来，这一行为不异于将自己搞得“一身铜臭”。

　　三

　　高校的运转，需要庞大的支出维系。

　　从收入到支出，高校的经费流向像一只倒放的漏斗：来源单一，支出却是五花八门。

　　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其中，教育支出的占比一般是最大的。

　　根据2017年34所高校公布的决算信息显示，虽然清华大学的总支出为第一，但从高等教育支出的数据来看，就要退位让贤于北京大学的143亿，占总支出的95.9%。

　　清华大学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78%，看起来不算太低，但在一众高校教育支出占比都超过80%的情况下，只能“屈居”倒数第二了。

　　再看另一组数据，在科学技术支出占比上，中科大拔得头筹，占22.5亿，清华大学第二，支出5.2亿，北京大学支出为3.5亿。

　　另一方面，新华网的信息显示，2018年，不少高校的住房保障预算支出破亿。其中，山东大学住房保障预算支出4.7亿，北京大学住房保障支出约3.26亿，清华大学3.18亿。

　　在房租日益增长的今天，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人文关怀，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留住人。

　　科研成果、教育水平、师资力量，最终这些因素都将导向高校的“出身”，而“出身”，又决定了高校的未来。

　　目前来看，仅从财政拨款去考虑，坐拥大量财政拨款的高校可以进行一部分基础建设和教育支出，但对于一些财政拨款极少的高校，这笔钱便不得不“精打细算”。

　　这种“身份的差距”，最终导致的落差显现：2013年，985名校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为39.31亿元，其中财政拨款占了72%，为27.75亿元；双非中最好的西南石油大学的总经费为4.6亿，其中只有1.2亿的财政拨款，占比26.1%。

　　对于高校来说，优质的“出身”带来更多拨款、生源、资助等经费，更多的经费带来更好的建设与代代相承的身份，而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高校可能会“赤贫越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