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望：从89学运到百万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

　　在本月使香港陷入政治危机的抗议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大多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呼吁政府撤销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次主要抗议示威活动。6月9日，大约有一百多万港人参加了和平游行活动，其中有大批高中生和大学生。

　　接着发生了6月12日的抗议活动，有上万人、其中多数是年轻人，在那一天封锁了香港立法会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阻止立法会议员进入大楼就该法案进行辩论。一小部分抗议者冲破设置在大楼外的路障、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其他物体之后，警察向原来基本和平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胡椒喷雾，清除了该地区的示威者。

　　警察殴打抗议者和发射催泪瓦斯的视频引发了整个城市的谴责。

　　面对抵制的声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自己的回应比作一个母亲在对付任性的孩子，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6月14日，至少有超过3,000人发起“香港妈妈”集会，声援在暴力镇压中受伤的孩子。香港妈妈在发表的声明中说：

　　“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专访中以一个关爱孩子的母亲自比，并认为她在百万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情况下坚持修例，是不想纵容‘任性’的孩子。

　　我们是一群香港的母亲，但我们绝不会以催泪弹、具杀伤力的橡胶子弹攻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看到年轻人在警棍下血流满面仍无动于衷。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 103 万人的诉求是‘任性’的？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三千名法律界人士的担忧是‘任性’的？

　　请你把政治公关伎俩放下，以行动证明你真心关爱我们的年轻人。”

　　在当天的集会上还有香港妈妈表示：“我们是天安门母亲第二代，我们要在孩子还没被杀死前站出来，不要30年后要再跑出来要求这不是暴动！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一位香港妈妈说，她有两个儿子，她誓言会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次香港史无前例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与30年前北京的六四学运，有什么异同？我们首先采访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

　　“有朋友跟我说这是六四的延续，今年6月4号那天香港有18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纪念六四30周年的烛光晚会。接着就是6月9号香港年轻人举行大游行，有一百多万人。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有健全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机构，香港市民对此是接受的。”

　　现在港府提出要修改条例，香港人民反对，这是民意。尤维洁女士说，民意不可欺，因为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而且第二次的时候还有司法机构的人走上街头反对修改条例，港府对此不可一意孤行。她接着说：

　　“不要像当年的8964那样，当年八九学运提出反官倒反腐败，是社会要求政府在执政方面有改变。遗憾的是当年的政府完全没有倾听，反而用残忍的手段镇压下去。”

　　与六四相比，香港这次不同的是并没有动用真枪实弹，尤维洁女士说：

　　“当然可能有暴力冲突，香港政府也把它定为暴乱，港府这样定性是错误的。香港有其特殊性，要尊重民意，公众有反对修改条例的理由，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50年不变，不希望司法的独立性被改变。”

2019年6月12日，反《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法新社）

　　尤维洁女士说，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客观理性地报道香港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官方的报道回避了很多事实，她接着说：

　　“这次游行那么声势浩大，这是一个民心的凝聚力。人民有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不能把它定性为暴乱。当年8964被认为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这三个字在中国是用滥了，我不赞成中共用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来为自己的国民定性。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再用这样的思维来给人定性，已经过时了。”

　　在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首先谈到他对香港第二代天安门母亲的看法，他说：

　　“这是由特首的一句话引起，当时游行时特首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母亲不要让这么小的孩子来介入政治的事情。这句话对香港市民来说起了一种反作用，很多香港的母亲就认为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自己起来抗争。”

　　当然，这次香港大游行与30年前的8964一样，是由香港的年轻人打头，邓聿文先生说：

　　“这很好理解，年轻人有活力，而且他们认为这关系到香港的未来，而香港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另外，年轻人一般爱国，比如当年由年轻人发起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运动，这次香港运动是爱本地。所以，年轻人冲在抗争的第一线很正常。”

　　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也是由年轻人主打，这次与雨伞运动又有什么不同？邓聿文先生说：

　　“不同的地方是诉求不一样。这次的诉求目的单一，就是反送中。雨伞运动一是有更多诉求，二是更为政治化。”

　　香港反送中的抗议波澜壮阔，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说，香港这一代人没有在英国统治下生活的记忆，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一种担忧，即中共——以及大量涌入的中国大陆人——会改变香港以及他们心目中香港的特别之处。这种担忧源于反对派议员被罢免，多人在香港失踪后被关押在大陆，以及就业和住房的竞争在这个日益不平等的城市不断加剧。许多年轻的抗议者认为，引渡法案损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与北京影响之间的最后一道隔离带。邓聿文先生对此评论说：

　　“港人反应这么大，第一是送中这个条例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港人一开始对此也没有特别意见，但后来港府、特别是特首林郑月娥处理手法的粗暴和傲慢激怒了港人，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另一方面，是港人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司法的不信任。第三是担心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多，认为这是中央政府想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致的一个步骤。所以港人认为这个条例的修订对未来的香港是不好的。”

　　那么，香港年轻人今后移民的会不会越来越多？邓聿文先生说：“这件事会促使香港年轻人移民，但大多数人还是会留在香港。”

　　6月15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迫无限期搁置送中法案，被外界认为是自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在政治问题上最大的一次让步。但林郑月娥否认她宣布无限期推迟只是为了防止定于次日举行的集会上发生进一步的暴力。

　　港府这次让步，首先可能是经济考量。尤维洁女士说：

　　“另外，毕竟香港是一国两制，不能全部将其推翻，因为还有国际社会在看着，包括将来解决台湾问题等等，都要好好考虑。不像当年8964时的首都北京，是在中共管辖之下，中共的铁腕用在中国国内民众的身上更多一些。作为一个政府，用铁腕手法解决不了社会的所有矛盾，采用理性的方式更合适。”

　　而在林郑月娥宣布搁置条例修改的第二天，也即是6月16日，又爆发了第三次抗议活动，而这次可能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集会。组织者称，香港700万居民中有近200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

　　面对又一场大规模抗议，林郑月娥公开对引渡法案引发了如此之大的愤怒表示道歉。但她的道歉被认为太少也太迟，尤其激怒了年轻的抗议者。

　　在6月16日200万香港人上街参与反送中游行之后，据悉有上千名学生仍在香港立法会与特首办公室外面持续进行抗争，要求林郑月娥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并收回6月12日将警民冲突定义为“暴动”的说法。6月18日，林郑月娥与媒体见面，正式向民众道歉。

　　条例修订的搁置和林郑月娥的道歉，对香港局势会有哪些影响？邓聿文先生说：

　　“无限期搁置反送中条例，其实就是撤回的一种委婉说法，当然不会说撤回，否则就说明港府是完全失败，包括运动发起者也认为这是港府的一个委婉说法。所以这里就看运动的发起人民阵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如果想要乘胜追击、把战果扩大，不排除会要港府完全撤回条例，另外可能会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我觉得如果反对派进一步发起这种百万人大游行，港府也许会最后撤回这个条例，但林郑月娥不大可能会下台，因为北京是不会要求她下台的。”

　　那么，香港的知识界和精英在这中间又起了哪些作用？邓聿文先生说：

　　“当然这次知识界应该是在背后起了作用，他们没有冲到第一线，主要是反对派的力量，我们看到运动的发起者是民阵，是反对派的一个平台。另外，香港的知识界普遍反对送中条例，所以尽管没有冲到第一线，他们还是起到了对老百姓的舆论影响作用，让香港市民感到问题非常严重。”

　　那么，这次运动与30年前的六四相比有什么异同？邓聿文先生说：

　　“我觉得表面上似乎有点相同，因为现在反对派的目标是要让林政下台，六四当时是要邓小平下台。那么如果现在林郑不下台，是否会酿起流血事件？这很难说。假如反对派不依不饶、而林郑月娥又不下台，那进一步的大规模行动可能发生、不排除有少数人会做出过激举动，有可能引起港府警察的打压，造成流血事件。”

　　但是邓聿文先生同时指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当年六四时北京当局并没有向学生道歉：

　　“现在特首已经道歉了，而且是两次，包括送中条例已经无限期搁置。所以我认为，理论上不排除流血事件的出现，但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香港市民的游行示威是非常文明的，当然，当年六四学生也非常文明。所以香港即使有少数群体的过激行动，但大多数不会跟风，也就不会招致警察和香港政府的暴力镇压。”

　　这次港府的处理手法与30年前的六四又有什么不同？邓聿文先生说：

　　“六四是要求邓小平下台，而且六四后来的诉求被共产党认为是要推翻共产政权，现在香港是要求撤回这个条例，目标不一样。虽然这次反对派的目标隐含了推翻香港政府、推翻中央在香港的管制，但却并没有说出来。在港府和中央政府看来，香港这次游行的威胁远小于当年的六四。”

　　另外，从中央政府来看，这次毕竟是香港内部事务，邓聿文先生说：

　　“而不是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的发展问题。北京认为只要不重新启动这个条例，就可以平息这个事情。因此，在这个关头，中央政府肯定会力挺特首林郑月娥，让她不要下台。如果按照反对派的要求让林郑下台的话，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太没面子的事情。所以北京一方面会无限期搁置条例，另一方面会力挺特首。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一致的。”

　　外界普遍认为，条例修改的搁置和林郑月娥几次道歉，可以说是香港近年来在和北京的较量中首次赢得胜利，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威权统治折戟香港，也使得他的铁腕形象被削弱，邓聿文先生说：

2019年6月18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再度道歉 （美联社）

　　“确实如此。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是第一尊，习近平认为在中国范围内他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这当然也包括港澳。现在他做不成了，当然其权威是削弱了，因为他没有想到香港和中国内地不一样，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环境，市民并不怕政府，而且知道我如果不做出过激行动，政府也不应该用暴力来对待我。香港毕竟是有一个一国两制的围墙隔着，把香港和内地隔开。因此人们不担心我做这样的举动，你习近平可以跨过来抓上百万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市民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反对习近平的威权统治延伸到香港，也就是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权威碰了一鼻子灰。”

　　到目前为止，港府以至北京作出无限期搁置条例的让步，是否出于对香港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特殊地位等诸多因素的考量？邓聿文先生说：

　　“中国政府肯定是有经济上的考量，就是进一步把香港纳入国家的范畴来规划，在经济上进一步一体化，也就是进一步弱化香港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如果香港的地位弱化了，中央政府就不用再担心香港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同样是经济上的原因，使得中央政府和港府不得不在这个事情上退让，北京会怕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香港会遭到非常大的打击，同时也对内地是个打击，比如内地人民币的国际化、向外筹资等等，目前也还依赖香港，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以后就断掉了香港这样一个主要通道。基于这个考虑，港府和中央政府才搁置这个条例。”

　　邓聿文先生最后表示，总的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从长期来看，北京有意把香港边缘化，使其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下降；第二是从目前来看，北京又不得不重视香港的经济作用，所以无限期搁置这个条例。

　　据媒体披露，香港六所大专学生会与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已经表示发动进一步的抗争，要求港府在6月20日下午5时前回应彻底撤回修法等四大诉求。四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对6月12日抗议活动的“暴动”认定、撤销相关所有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若港府持续无视，他们将号召市民6月21日齐聚港府总部外围，以及响应阻塞地铁等民间不合作运动。

　　据本台最新消息，香港高校学界和网民6月21日发起升级行动，抗议政府没有认真跟进警察滥用暴力，而且仍然拒绝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示威者先后包围金钟和湾仔多座政府大楼和警察总部。有学者批评，特区政府高官拒绝正视民意，认为政府会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