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些抗议者在七月一号香港回归纪念日冲击立法会之后，北京连续多天高调谴责抗议者为“极端分子”，要求特区政府采取“零容忍政策”，对抗议者“追究到底”。
目前香港警方已逮捕多人，而且搜捕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多名抗议者被捕，是否会激化香港民意和特区政府的矛盾？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来看，他是否会容忍香港激进力量成为一股政治势力？
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 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
谢田：遭遇港人全面反对，中共经营香港失败 香港本次抗议跟89六·四很是相似。年轻人一度占领立法会，让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的北京学生占领天安门。他们当时面临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是继续在天安门占下去还是撤出来？今天的占领立法会也面对相似的形势。
此外，香港决策者的措施也让我们看到，他们跟北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得出，暴力行动开始以后，有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我们明显感觉，这样行动跟此前的平和、冷静和理智不吻合。
此前，青年人捡走地上的垃圾，拿走食物之后在冰箱留下现金，总之是理性和有节制的场景。那么，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这引人深思，让人不禁想到当年六·四时，中共用假冒军人烧军车的那段历史。香港立法会发生暴力占领后，国际舆论发生了改变，支持的声音减弱。可以说，这是中共的策略在产生效果，在慢慢达到目的。
现在，香港开始抓人，这也让我们想到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中共的做法，成功把反共诉求转移为法治与街头暴力的冲突。而他们的栽赃和秋后算帐手法也是故伎重演。香港警方抓人的理由是被捕者透露警方信息，但并没有录像为证，明显这样的指控跟现在的抓捕没有联系。现在的抓捕就是秋后算帐，由中共一手策划。
我们注意到，香港抗议开始之初，中共的反应是低调的，甚至是跟特首划清界线的趋势。但是，其本性是不会容忍明确的反共势力的。抗议活动中，中共做得最露骨的是封锁香港新闻，大陆百姓对香港发生的一切居然一无所知。香港民众本次筹资几千万在G20期间的媒体上发出诉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这是他们的壮举。
我认为，中共下一步会继续找借口进行整肃，不过不会敢于开枪，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压制反对的声音。香港应该要改变策略，想办法把反共信息传播到大陆，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
谢田说，我也同意香港与大陆统治者之间价值观之争的说法。
反送中就是反共，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中共知道香港的民意，感到震惊的地方是没料到遭到几乎全港人民的反对，说明中共对香港的经营是失败的。价值观的争夺让中共害怕，它因此指责这是所谓的西方势力在支持；其实，它并不知道，国际正义力量都反对中共统治，这才是关键所在。
李伟东：思维定势不改道，香港治权习不放 本次的香港所谓暴力事件的模式跟89年差不多。当年的所谓暴力场景由官方故意制造，后来慢慢被揭露。一切都是官方为了找到镇压的口实做的手脚。有些评论一直认为，89年学生运动应该见好就收。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
即便群众运动真的走向极端化，其根源是官方不解决问题，放任民众情绪被激化，以便获得镇压的口实。这完全来自中共的一贯思路和策略。所以，学生和民众走向极端也是当局激化的结果，是当局故意放任。这是当权者对待民意的卑鄙。我们也不用惋惜年轻人，因为根本原因是当局挑起矛盾，而广场运动的发展向来都很难预测。
当抗议者平和理性而无法解决问题时，他们会彻底失望，行动变得激烈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抗议运动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除非当局听取诉求、解决问题。
我认为香港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看到抗议激进化的过程，我担心的不是占领立法会，这在其他国家和历史时代都有过，没有超出合理的范畴。关键是他们进入立法会之后涂损徽标和在讲台上披挂英国国旗。如果港独理念占据主题，国际上很难支持，所以，抗议向港独发展没有前途。本来的反送中，主要问题就是中共把政治犯罪作为刑事犯罪对待。
对于香港的激烈抗争，中共内部始终相信是所谓国际势力的支持。这种阶级斗争思维是一贯的，包括对六四的解说也是一脉相承，因为中共的鹰派始终认为，香港是国际反共的前沿，西方要把香港作为桥头堡加以攻克，这样的思维没有改变。而且，这种决心下了之后不会收回，习近平要彻底收回香港治权的想法不会改变。我同意黎智英关于价值观冲突的说法，他这也是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路线，认为对付中共的手段不是贸易战而是价值观的输入。
吴强：香港抗争外部操纵说法老套，陆港价值观冲突是根源 我不同意7月1号占领立法会使得北京从被动转为主动的说法。从6月9号到7月1号将近一个月，我们看到活动逐渐演化和升级的过程。最终发生了略微激进的冲击立法会事件，但是，只有几个小时占领者就撤出来。
我认为，这场运动代表香港民众的和平抗议，甚至包括冲进立法会行动也仍然只是象征，尽管这在香港历史上少有。它体现绝望的激进主义行动，跟89
年5月13号的绝食相似。至于香港当局的应对，特首缺乏民众支持和民意基础，没有足够的沟通管道，权力不是建立在选票基础上。所以，对话、沟通都不是她的责任范围，也没有这样一个现成体制。她的政治责任就是向中共最高领袖负责，所以决定政策的选择有限，只能强硬而别无办法。
当局的策略性选择就是把港民的民主诉求转为香港民众与警察暴力之间的冲突，转移视线和矛盾，把注意力转为所谓的法治和秩序，聚焦少数激进行动者身上。至于香港年轻人是否已经形成势力上的优势，我的看法跟前面两位有点不同。
本次运动跟2014年的占中区别很大，无论酝酿时间还是组织程度都属于自发式，而且涉及几乎整个香港。6月16号，两百万人上街，其实就是几乎所有的劳动力人口，他们都有统一的抗争诉求，从要求民主化、实现高度自治变成了仅仅要求低度自治。根源是，中共统治香港产生的政治问题威胁所有港人的信心，也包括资本的信心。要说没有组织的年轻人成为势力恐怕还为时过早。而且，我也不认为这场抗议体现港独思潮。
关于中共对民众诉求的思维定势，我同意李伟东的分析。中共为了宣传目的，向来把内部反抗说成是外部势力操纵。国内政府部门的思维老套过时，都基本坚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分析香港问题时，也站在自己作为外部输入革命的政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当香港两百万人上街时，中共不会理解港人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能做的都是既定预案，就是强硬对付。
不过，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过分严厉镇压。我们看到，事件发生后，中共驻港部队在演习，其主要使命是相当于本地警察的督导队，不认为他们的武器装备是为了对付民众，而主要是对付警察，以防万一他们不服从特首。
我认为，黎智英的分析相比2014年有了很大进步。年轻人激进反抗政府，是对香港经济发展模式不满，被大资本统治得喘不过气，这点其实大陆也一样。其他市民则是针对文明层面，具体就是政治文明；政治体制的选择是更深层价值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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