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看看中共是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

同民国政府对知识份子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尊重和宽容相比，实行极权统治的中共是根本容不得知识份子的异议和批评之声的，因此在1949年后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目的就是将知识份子的脊梁打弯、打断。在中共的持续打压下，许多知识份子或被杀、被关，或选择了自杀，或逃离了大陆，或保持沉默，或与政府同流合污，保有传统“士”的气节的、敢言的知识份子在当今中国是越来越少。

事实上，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知识份子就领教了中共整人的本事。在中共的“号召”下，一些知识份子写文章对中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比如毕业于北大的年轻作家王实味在发表的《野百合花》中，就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以及其它一些丑陋现象，王实味也因此被毛泽东定性为“托派份子”，后又带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的帽子。1947年7月1日夜，他被秘密杀害后，尸体被剁成碎片，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他的妻子三十年后才获知了他的死讯。

而类似王实味遭遇的知识份子究竟有多少，因为资料的有限，已无从考证了，但延安整风运动的恐怖却非言语所能描述。中共前领导人、逃亡苏联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1949年中共建政后，经济上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确立各方面的专制统治，聚敛财产，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残酷的运动：在农村消灭地主、在城市消灭资产阶级、在城市和农村镇压反革命和宗教运动，而对知识份子则实行了“思想改造运动”。

在中共看来，许多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当然是专制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从1951年9月下旬开始，中共强迫大中小学教师、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采用的正是延安时期中共整风中的手段，如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

一些知识份子选择了自杀，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知识份子或被迫或主动接受了改造，写出了深刻的反省文章的，比如哲学家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思想家梁漱溟的《两年来我有了哪些改变？》、西洋文学家吴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等等。然而，也有少数的知识份子如陈寅恪则继续秉持“思想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坚持学术自由，在中共高官邀请其去北京赴任时，甚至提出了“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条件。自然中共是不会答应的，而陈寅恪在文革中亦遭到了残酷迫害。

通过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许多知识份子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中共和毛泽东，但对中共的害怕心理也由此产生。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停止。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在政治经济领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知识份子，因为他不允许任何批判党的声音存在。这次运动由批判俞平伯、胡适开始，并转向著名的非党员文艺评论家胡风。

1954年，中共开始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批俞平伯不过是将其做个引子，对知识份子再来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并肃清民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业已去了台湾的胡适的影响。据说在批判“反动文人代表”胡适后，共出版了8本约300万字的书籍。想必胡适闻说，必叹可笑至极。

在批判完胡适之后，中共将目标转向了政治上拥护党、但却主张自由创作原则的胡风。胡风的自由思想显然违背毛和中共的意愿，因为毛早在延安时就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宣传政策的工具。1955年1月，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胡风随后被定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被波及的有2100多人，其中92人被逮捕，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文革时则重判为无期徒刑。

毛杀一儆百成功。从此知识份子更加沉默，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

1956年10月，匈牙利的一些知识份子组织了俱乐部，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要求脱离苏联的领导，要求匈牙利领导人改正以前的错误，同时上街抗议游行。苏联派兵镇压，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的惨剧。而此时在中国国内，由于毛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出现了大量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毛担心在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因此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份子的不满。

1957年，毛和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将那些在中共的诱骗下给中共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打倒，“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批判的对象。在1958年5月运动结束时，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教育，这些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而这些人在文革中则再一次受到了冲击。有学者考证，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至少有4117人。

“反右”运动使知识份子和其他中国人意识到：违抗中共的意志，下场会很可怕。毛和中共终于确立了恐怖的极权政治。一部分知识份子成为中共“御用知识份子”（奴才），另一部分人对政治感到非常害怕，不再像中国传统知识份子那样关心政治。

其后，毛发动了“大跃进”，造成了饿死至少4000万人的恶果。一些知识份子虽然知道“大跃进”是自欺欺人，但因为害怕中共，没有人敢说真话，而大多敢说真话的早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反右中被打倒。

1966年，毛为了手中权力，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文革最初的“破四旧”运动，不仅毁坏了大量文物，而且导致大量知识份子死亡，一些被打死，一些自杀。官方资料显示，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而文革最初发生的知识份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高峰。看看这一长串自杀的知识份子的名单，就知道有多少文化精英被中共葬送：傅雷、老舍、邓拓、范长江、闻捷夫妇、小白玉霜、顾圣婴、熊十力、杨朔、舒秀文、上海音乐学院一级教授5位……

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余的知识份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而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识份子基本在学术上是无成就可言。

1977年邓小平复出，在时任中央党校胡耀邦的积极努力和邓的默许下，全国“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级右派不给予平反（这依旧表明，对党根本上的任何批评是不行的）。这一举措获得了知识份子的拥护，并愿意相信中共会变好。

然而，七十年代末对“西单民主墙”的镇压，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至血腥镇压学生运动，都证明中共本质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于任何危及到其政权的异议之声，都要彻底镇压。

“六四”学生运动后，中共除了在党内进行清洗外，还开始了对学生的批判，并且否认发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实。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老师和其他民众要进行深刻的学习和检讨。当年毕业生大部分不许留在城市，全国各高校新生从入校开始就要参加军训……同时，中共在全国展开了对所有学运领袖的搜捕。

面对中共的高压政策，只有少数知识份子拒绝与当局合作，不附和或承认任何宣称镇压合理的话语；但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或出于策略考虑或出于生活现实考虑，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共的谎言。很多知识份子再次意识到了中共治下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因此转而埋头学问。

九十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但却是畸形的发展，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新的导向。对于知识份子，中共当局则几次涨薪，让知识份子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保持沉默；同时鼓励教育企业化，鼓励知识份子追逐利益，这样就没有时间关心政治。

对于那些愿意与中共合作的知识份子，中共则提供金钱的资助和上升的空间，因此御用知识份子不断涌现，“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中国应当学习朝鲜”、“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现在买房就是爱国”、“老上访专业户99%有精神问题”等雷人言论不绝于耳；对持不同政见但不是十分激烈的知识份子，中共则是有克制的宽容，甚至给点“小恩小惠”进行收买；而对于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知识份子则是严厉打压，比如对敢于说真话、挑战中共权威、在暴力面前也不退缩的高智晟、胡佳、郭泉、力虹、陈光诚、郭飞雄、孙文广等，则是使尽流氓的手段。

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极权社会中生长的知识份子，都必定要和政治产生关联，因为统治者绝不允许任何人漠视正统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统治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要你表态。而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识份子如果想用另一种方式研究、思考，首先就要反抗政治。只是不知在中共的摧残下，中国还有多少知识份子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条艰辛但又让人钦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