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徒”是怎样炼成的？

　　香港这两个月来的关键词是“暴力”、“暴徒”，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好端端的一个杔方之珠，长期给人文质彬彬印象的港人，为何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反修例示威衍生出来的反建制、反林郑、港独运动烽烟四起，沖刷着“雨伞运动”以来大众对民主进程的迷思，河水井水带着污泥一起翻腾，“一国”和“两制”神仙打架，夏月危城，世间瞩目。

　　年轻的示威者，摒弃了“雨伞运动”中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开展了勇武抗争，蓦然出现了一个冲击现行体制的新的社运尝试。这是反对政府推行政策的合理表达，还是暴力的肆意宣洩，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

　　从定义看，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制力量，不同的团体或个人之间，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协调彼此的利益时，常会用强制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称为暴力。武力则是指警方针对暴力，采取相应的制衡方式，达到制止、消停暴力的效果，是“反过来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牵制”的前摄行为。

　　香港的乱局基本上是示威者使用了暴力，而员警动用了武力。但示威者认为他们并不是暴力，而是勇武；警方也认为他们不是滥用武力，而是高克制低烈度武力止乱。客观看，示威者所说的勇武无疑含有暴力成分，虽然没有动用军事级别的装备，没有死人，但它所产生的效应应是属于暴力范围。

　　暴力包括有硬暴力和软暴力，从硬暴力而言，香港还没有达到全面暴乱的程度，没有出现类似1992年美国洛杉矶的暴乱，在该次悲剧事件中，黑人暴徒因为当时一起对黑人疑犯的判决不公，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美国出动了国民警卫军镇压，共有60多人死亡，1.2万人被捕。

　　但软暴力在这场抗争运动中占据了较大的部分，软暴力的范畴涵括洩露隐私、破坏霸占财物、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破坏生活设施、贴报喷字、拉挂横额、泼洒污物、堵门阻工，对他人或者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等等，示威者对此并不讳言。

　　凡有暴力必有暴徒。示威者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暴徒，只认是勇武抗争者、变革者、民主推动者。定义示威者是否暴徒，或者定义警方是否滥用武力，都不是本文的主旨，反而我们需要瞭解这些示威“暴徒”的产生背景，从而对目前香港的政治形态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一、民意宽容于非扰秩性、非致命性暴力。2014年“雨伞运动”后，占中九子和旺角暴乱参与者没有逃脱追责，加上“一地两检”的通过，“焦土派”、港独派、“热血”和“揽炒”激进的思潮流派终于藉着《逃犯条例》修订中爆发。而市民不顾是否曲解《逃犯条例》的原意，都表达了对大陆司法体系的不信任，进而初期以破纪录的人数阻止了林郑审议条例。本土派的示威者便乘胜追击，提出5大诉求，在港府被打蒙的初期，欲以人数众多的低烈度暴力冲击，逼使港府低头。在暴力活动之初，民众对低烈度、不扰乱生活秩序的冲击表现出理解和默许。

　　二、和理非的泛民不切割、不谴责。2014年伞运后，和理非的抗争模式被本土派诟病，新兴的伞后组织都不约而同地偏向勇武抗争模式，并与和理非立场的泛民划清界限。但在反修例运动中，两者配合默契，隔阂消除，在具体行动中，民阵搭台，“暴徒”唱戏，媒体敲边鼓，市民看热闹，合法的游行过后续接不合法的冲击，以九零后和零零后的青年为主力军，台前奔命，士气大振。

　　三、西方政客的撑腰和后勤物资的到位。泛民、本土派和示威者并不讳言他们的抗争得到西方政界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并乐意接受“西方势力”的声援和援助。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说：“我被家里人打，难道不许我跑出去喊救命吗？”民主派阵营的重量级人物频频到欧美寻求政治支援，反对派组织发动的文宣，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群组，及时对外媒发出声音，发表声明，表达立场，这一点比建制媒体有效得多。在连串示威中，物资供应很充足，冲击第一线，号称1200人的“暴徒”有全套防护装备，黑衣人的身上都有免费获得的麦当劳券、八达通卡，不时还有人在现场发钱。网络动员的平台也是服务器设在美国，示威的组织和路线策划高度专业化，明显有高人指点。与整个运动配套的文宣、器材、食品、道具、服装都有专业化分发手段，使“暴徒”的勇武发挥极致，并能够承受连续作战的体力消耗。

　　四、与香港同归于尽的心态。示威者普遍对 “雨伞运动”的失败不甘心，政治上的诉求未能够实现，加上香港贫富悬殊，既得利益集团受益于各项政策，有钱人吃肉，年轻人只能喝汤，年轻人在政治上失望，在生活中失去希望，最终演变成一股莫名的绝望，这种情绪最终落脚到对政府的抵制情绪，并终于在反修例的节点上爆发出怒气。这种情绪造就了一批勇武的示威者“暴徒”，他们已经不顾忌港府和建制所担心的香港繁荣和稳定，而是要搞垮香港的一国两制，引入外国的制裁，如果能够产生足够的刺激，让解放军进入香港“平乱”，则是大功告成，可以回家打游戏机了。

　　五、颜色革命不是“暴徒”的能力范围。谈及暴力示威，绕不开“双普选”。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一直说应该相信港人的智慧，即便由港人推选出来的特首是泛民阵营的人，也会与中央合作。但中央政府在双普选的问题上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决不允许有西方政治势力介入其中。无可讳言，西方势力利用香港威胁大陆，把香港变成反大陆的基地，就不是普选范围的事了，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建制阵营批评颜色革命志在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但从事态发展来看，示威者没有预设班底接管政权，甚至没有领袖人物出来承担领导责任，泛民政党和学者，乃至民主派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代表示威者，因此港府要找人谈判也有困难。香港的年轻示威者为不满和诉求而勇武暴力，是否有更深的权谋，或是甘愿被政客利用，现阶段还看不出来，但最终的政治发展有可能不以他们的初衷而改变路向。

　　六、意识形态的分野。《逃犯条例》无法审议，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香港的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以港人自理的原则贯穿于多年，许多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事件被私营的香港教材出版机构单方面解读和演绎，现代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尤其是负面现象和事件，也是按照香港人的价值观解释，通识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也普遍带有本地价值观偏向，这种趋势甚至扩展到幼儿教育阶段，造成了几代香港学生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不全面，对国家、对中国历史、对重大政治事件，有着与大陆教育内容完全不同的认识，为中港政治对抗造就了大量的后备军。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他就是在中二时受到通识课老师的启蒙，开始反思国民教育的后果，后来才参加了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因此，通识教育中的政治解读难以一致，大陆和香港两地人民的政治立场难以统一，无形中成为了一国两制落实中的障碍。

　　七、家庭的影响。黑衣“暴徒”与家庭的关系很多都是紧张的，父母倾向建制派，希望安定，不想搞事，而子女坚持自己的理念和立场，两代人之间的隔阂，造成家庭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支持民主派的父母会支持子女上街表达诉求，但更多的父母在政治上说服不了子女。年轻的政治狂热者毅然走上街头，与同辈为伍，与支持者为邻，血气方刚地加入抗争行列，这是当下社会人群撕裂的现象之一。

　　综上所述，反修例运动的“暴徒”之所以集中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原因。香港的夏月之乱，是和理非与勇武力量参杂的一次新的起事，目标就是要政府低头。面对建制阵营的强硬抵御，是否能够成功，还需观望，短期内应该是阴霾密佈，胶着对峙，暴力冲击没有达到效果后，和理非气氛暂时为主流。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争议只是表征，当中有更深层次的矛盾，政府日后必须处理，但若暴力示威继续，政府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笔者仍坚持认为，香港族群的基因中没有蛮荒元素，香港社会不具备暴力政治的人文环境。香港人这种以中产阶层为主力的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偏，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若暴力真的持续，弥漫乃至升级，真的会影响香港长远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