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重返香港上市 泄露中共经济机密

中国第一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日前重返硝烟密布的香港，似乎为悲观低迷的香港经济带来一丝金光。不过，如今财大气粗的阿里，为何会在资本纷纷出逃的时刻，重回近期备受中共港府暴政摧残的香港？阿里在香港的二次上市，不但折射出民营企业在中共统治下的真实境况，或许还泄露了中共强加的机密使命——为党上市、替党圈钱。

阿里巴巴在一份公告中确认，已将新股价格定在每股176港元（合22.48美元）。这一价格较阿里巴巴在纽约交易的美国存托股票ADS（1份相当于8股普通股）最新收盘价低2.9%。

按照这个价格，阿里至少可募资880亿港元（合113亿美元）。如果投资银行家选择行使“绿鞋”选择权，向投资者超额发售15%的股份，阿里这次则有望募资129亿美元，成为港股史上第二大规模IPO（公开募股），仅次于友邦保险。

11月19日，阿里巴巴提前半天停止接受潜在机构投资者的新股认购，其公开认购的孖展额已超3倍。所谓孖展额，是指向证券公司借钱进行杠杆投资、炒股票，反映的是中国香港股民，即散户的认购情况。

据阿里披露，其将发行5亿股普通股新股。其中，国际配售股份数目为4.875亿股普通股，占比为97.5%；香港公开发售1250万股普通股。所谓国际配售是指针对机构或大户投资者售股，公开发售针对的则是散户。

据富途证券统计，截至18日，阿里的孖展认购额已达87.50亿港元，即散户融资认购的份额，已达这次公开发售普通股的3.72倍。有消息指，阿里巴巴或向散户配置更多股份，将公开发售占比从2.5%提高至10%。

业界认为，阿里新股申购火热，是因为该股可以在纽约和香港股市间互换买卖。

不过，也有财经人士称，阿里在香港上市的关键优势在于股票“互联互通机制”，可以吸引大陆资金“南下”投资阿里港股。所谓“互联互通”，是指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但由于阿里股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暂时不能纳入港股指数、无法马上“互联互通”，市场分析或需等到明年5月，阿里才可能获准加入互联互通中的“港股通”。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这次重返香港，主要针对的还是香港、美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金，目标可不是与大陆“互联互通”，而是海外大“吸金”。

至于“互联互通”的诱人“钱”景，更多的可能只是中共为阿里在香港股市上圈钱、所添加的一勺“香饵”。毕竟，尽管阿里巴巴业绩骄人，但它在香港股市的经历却并不愉快，或者说是满满的黑历史。

早在2007年，阿里携B2B业务赴港上市，就曾夺得“香港新股王”称号，当时发行价格13.5港元，融资17亿美元。上市首日，开盘价格飙至30港元，后涨至41.8港元，为IPO价格三倍。

不过好景不长，2008年阿里股票一路暴跌，一度触底3.37港元。2012年阿里以每股13.5港元（IPO价格）的价格回购股份，从香港退市。香港散户股民损失惨重。

2013年，阿里欲重回香港上市，但因“同股不同权”架构，不符合当时港交所上市规则，最终告吹。

不缺钱的阿里为何返港 为党上市？

2014年9月，阿里登陆纽交所，发行价68美元/股，IPO募资约250亿美元，当时创美股史上最高IPO融资记录。从美国资本市场上汲取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阿里巴巴的发展可谓一路顺风。

2017—2019财年，阿里巴巴的营收从1582.77亿元人民币上升至3768.4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从41.226亿元人民币上升至802.34亿元人民币。

仍在快速发展的阿里巴巴，实际并不缺钱。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阿里巴巴账面上现金余额高达2482.72亿元。

实力雄厚、资金宽裕的阿里，为何急匆匆地赶回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的说法是，募集资金用于驱动用户增长及提升参与度、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持续创新三个战略方向。

另有分析称，美中贸易战或升级为金融战，美国可能会依据对等原则、要求美股中企提供符合国际准则的财务报告，而这种可能性无疑加大了财务数据真实性欠佳的中企在美国股市融资的风险；阿里或也因此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对冲风险。

但无论如何，现在重返香港，对阿里而言绝对不是个好时机。归因于中共拒绝改变掠夺式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香港经济本已饱受冲击，濒临衰退边缘。

近6个月来，港府在中共指使下，加剧滥权滥暴，升级紧张局势，将香港变成战场；香港经济已受重创，其立足于法治和自由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岌岌可危。

香港经济十年首现衰退。11月15日港府将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下修至-1.3%，香港自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且推算第四季经济将进一步收缩，较第三季更加恶化。

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人权自由和法治都面临中共侵蚀和挑战。此时此刻的香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尽失，绝非商家善地。

例如，中共首批四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中唯一的外资公司、消费金融巨头捷信11月21日宣布取消香港IPO计划。捷信原定9月上市，但随后推迟，最终取消IPO。实际上，香港已经掀起移民和资本出逃的浪潮。

阿里重返香港，是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那么，阿里巴巴为何要这么做？大陆和海外财经界普遍认为，阿里回归香港的首要原因，应该是政治因素。

透析阿里返港背后的动力或压力

中共国资委、商务局近期频繁和阿里会谈，已将阿里树立为民企与国企合作的典范。而阿里回归香港股市，也会起到示范效应，或带动更多美股中企来香港上市，支撑风雨飘零的香港金融市场。

另外，港交所也频频表态，希望阿里巴巴回归，以提升其竞争力，提高抗风险性。2018年4月，港交所就已经修订上市规则，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相当于为阿里重返香港开了绿灯。

但那时候的阿里显然并未打算回归。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对此曾表示，等将来“北水（大陆资金）”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买阿里的股票了，也许就是阿里回来的一天。

大陆证交所则一直等到今年10月18日，才发布沪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将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首次纳入港股通，为阿里回归香港铺平了道路。

中共选在这个时机、为阿里创造回归条件，意味着阿里回归香港，并不单纯的是为支持港交所和香港股市；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是为中共近6个月来的暴政乱港来买单，替失道寡助的香港当局吸聚资金和人气。

大陆财经界还有分析说，阿里回归香港股市，可以提升阿里巴巴估值，并缓解大股东减持的股价下跌压力；其主要依据是阿里相对偏低的市盈率。

市盈率，是指每股市价除以每股盈余，通常作为股票是便宜抑或昂贵的指标。理论上，股票的市盈率愈低，表示该股票的投资风险越小，愈值得投资。

在美国股市，阿里市盈率只有22倍，而业务相仿的亚马逊市盈率高达77倍。看起来，美股阿里的估值似乎过低。阿里这次在香港上市，就将发行市盈率提升至39.28倍。

但这种市盈率估值对比，对于投资者而言并不公平，因为它忽略了中企所特有的政治风险，对阿里而言主要是VIE（可变利益实体）风险。

在中国大陆，企业通过VIE架构在海外上市，上市公司名义上通过各种协议、间接控制大陆的VIE经营实体。但这种VIE模式存在不可避免的政治风险。

因为一方面，VIE模式与中共现行多种法令相抵触，但另一方面，中共权贵又需要VIE模式来侵吞、控制民企，以及假借上市公司名义在海外圈钱。

所以VIE在中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中共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然而，这也意味着，美国等海外投资者手中的阿里股票，随时可以因为中共当局（包括地方政府或司法机构）对VIE的否定，而变成废纸。这种风险，甚至不会因为企业本身的经营能力或意愿而被消弱，因为在中国，党控制了一切，包括阿里巴巴。

也就是说，无论美股阿里的市盈率名义上有多低，与其潜藏的VIE等政治风险相比，都是完全不对等，或者说风险太大。这或许是Altaba（原雅虎）等阿里大股东要清仓、或减持阿里股票的原因之一。

综上分析可知，阿里巴巴这次选在错误的时机重返香港，受经济驱动的因素太少，主要原因只能是迫于政治压力，是为党上市，替中共的乱港暴政买单。

阿里上市背后的经济机密：替党圈钱

阿里这次重回香港上市，虽然出乎商界人士的预料，但在政治观察家们的预料之中。

实际上，今年8月以来，中共国资委密集会见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已经释放出中共加快“国进民退”的讯号。

大陆财经界将之解读为，“央企+互联网”混改模式将进一步加速。也有些自媒体直言，“央企+互联网”就是要把阿里和腾讯变成“公私合营”。

2019年8月，国资委官方微博曾专门回应，称“央企+互联网”是国企混改模式之一，不是所谓的“公私合营”。不过，中共国资委的辩解，难以令人信服。

今年6月16日，中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会见了马云，郝鹏表示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与阿里加强务实合作。7月31日，郝鹏又会见了腾讯老总马化腾。郝鹏表示，央企近年来与腾讯的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腾讯公司参与的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

国资委所“称赞”的阿里、腾讯与央企的合作，是指中共正在大力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所谓“混改”，是指中共控制的国企通过各种形式“吸收”民企，包括整体上市、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并购和员工持股等多种形式。

中共国企混改的典型、联通“混改”，展示了中共是如何“成功吸纳”民企资金。

2017年8月，联通宣布引入14个投资方的780亿人民币投资，启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这笔投资相当于联通2016年可用资金的3倍多，或者阿里巴巴2017年一整年的利润。当时主营业务收入连续下滑13个季度的联通，亟需资金维持运营。“混改”，让联通圈到了救命钱，起死回生。

在联通“混改”中，中国最大的四个互联网公司阿里、腾讯、百度、京东，一起向这个止不住下滑的公司投资了273.5亿人民币。当时京东第三季度净利润只有10亿人民币，却花了近50亿投资联通。

虽然这些民企投入中共“混改”的资金，名义上都不出自上市公司，而是通过阿里、腾讯等民企控制的基金或关联企业。但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共“混改”榨取的民企资金，最终只能是由上市民企的广大投资者来买单。

混改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36.67%的股份，算上中国人寿持有的10.22%股份，国有资本仍拥有超过50%的股权；腾讯、百度、阿里、京东等民营资本，共占有35.2%的股权。

尽管联通为“混改”进来的民企提供了董事名额，但在中共体制下，民企只能是“花瓶”，只有为国企提供资金的“责任”，而从未享受到任何股东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目前中共国企资产收益率已经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低，只有民企收益率的1/3。而经济持续走低，贸易战难见曙光，内外交迫下中共和国企已深陷债务（资金）危机。

阿里这次急匆匆返港上市，加上国资委对阿里、腾讯的“倚重”等等，无意中已泄露了中共的两个经济机密：

其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确是中共“国进民退”或“公私合营”的主要手段之一；

其二，中共极度缺钱，阿里、腾讯等在海外资本市场上表现上佳的民企，可能已被中共强加了替央企“混改”募集资金的政治使命，也就是，替党在海外圈钱。

不过，即使阿里、腾讯等民企再有钱，也顶不住中共的无度压榨。例如中国的“铁老大”、负债累累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早就向阿里、腾讯等企业发出了参与铁路总公司混改的邀请。

百度、京东等在美国上市的中企已表态愿意回归。阿里这次在香港“成功”上市，或将开启这些大型民企的回归之路；不过，不是为了企业和投资者，而是替党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