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世代之争：新世代“由蓝转绿”

　　2020台湾大选落幕，不过，选举结果却掀起台湾社会一股“世代差异之争”的讨论。“本省人”和“外省人”这种省籍背景曾经是划分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基本要素之一。

      不过，争取连任的蔡英文在这次台湾大选所赢得的817万票中却囊括了许多来自深蓝家庭的年轻支持者，这群“由蓝转绿”的新世代选民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胜选有着关键作用。现年35岁的“外省家庭”第三代的霍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我小时候是照单全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也对所谓的大陆跟他们（父母）一样抱有一定的情怀，”霍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的意识形态，政党倾向其实100%都是复刻在当时小时候的我身上。”

　　“我妈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当然毋庸置疑都是觉得是大陆来的，情感的羁绊算是蛮深刻的，”霍先生说。

　　1949年前后因国共内战，蒋介石政府撤退来台，当时来自中国多省随着国民党军队迁移到台湾的有大约120万人，这些人被称为“外省人”，相对应的是日治时期结束前就已定居台湾的“本省人”。

　　早期外省人在职业上以军人、公务员、学者、公家机关雇员为多，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享有不少社会和经济地位。早期外省人对国民党政府和领袖抱持相当忠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也反映在政党选择上，外省人的政党倾向明显偏向于泛蓝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

　　“你说政治方面，当然，我们从小家里就是军人啊，国民党啊，”霍先生的母亲叙说着。她还提到，所谓的“外省人优越感”在她小时候真实存在。“（我们）常常都会讥笑那些台湾人讲话的口音，而且他们讲台湾话就会被罚站，真的是啊。”

　　国家危机警钟被敲响：“温水煮青蛙的水突然滚了起来”

　　从投票记录轨迹来看，霍先生一直以来受到“深蓝外省家庭”背景影响，2016年以前支持的候选人清一色都是泛蓝。“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投票的时候，她（母亲）非常激动的跟我说，我养你养这么大了，你第一次投票，你这一次投票，就帮我投好不好。我非常清楚我那次市议员投了（当时亲民党籍的）李新。”

　　“我的转变很自然，是从比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比较有独立思考意识之后，我会发现说，咦，好奇怪，我的祖籍怎么是一个虚幻的祖籍，为什么我所背诵的秦岭淮河、它是所谓的零度的等分线，它是750厘米的等雨量线，然后北边是种小麦，南边是种稻米，但是我那时候却不知道（台湾云林）古坑有产咖啡这件事情，但古坑跟我的距离其实比较近。我那时就觉得蛮荒谬的。”

　　真正敲响霍先生心中“国家危机”的警钟是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他说：“很像是温水煮青蛙，然后那个水突然滚了，然后我就跳了起来，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霍先生解释，他那时才发现，无论是两岸的服务贸易或货物贸易，这些内容都会确实影响台湾人民切身利益。他说：“好比说，我是牙医师，我就会很在意对于外籍医师是否可以在自经区执业，或者我就会很在意对于健保的认定。因为这货真价值影响到我的荷包，以及我们的权益。”

　　“那更不要说我以前相对在乎的自由民主，如果我们跟中国在那（经贸）方面更紧密的话，自然而然，我们的经济被他们控制住了，我们的自由民主就会变得无法腾挪，”霍先生道。

　　生命共同体：“我的利益和台湾重叠，那我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霍先生坦言，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对从前的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衣食无虞环境下长大的霍先生说，买什么衣服、赚多少钱、做什么职业曾经对他而言可能更实际、更重要。他曾经觉得，自己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似乎无关紧要。

　　他说：“我后来想要把它考证出来，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发现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个唯心的问题，其实‘认同’就是信仰跟爱情，越过那个槛就是了。”

　　“民族其实是因为当地人当时的利益或当时所受的苦难，或当时的压迫，出于共同的目的而慢慢形成的，”霍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我那时候就认为说，无论我的血缘来自哪里，那都无所谓，我认为我现在既然在台湾，那我的利益和台湾有重叠的地方，我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霍妈妈也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台湾人了，以前我们都讲很骄傲讲我们是中国人，但现在不会。”

　　谈话中，霍妈妈流露出些许无奈，她坦言，“中国人”这一词感觉像是被夺走了，因为现在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

　　霍先生说，他认为省籍情节在政治倾向上的影响力对上一代来说与年轻一代不同，对上一代人而言，那不是一项可以轻易割舍的因素。

　　他说：“如果假设我已经50岁、60岁了，那我要再改变我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在试图把过往的我给杀死掉，那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对老一辈来讲他们其实活在戒严时期，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也许会觉得那个很重要，但是我不就这样活了60年，我不就这样活了50年，我为什么非得要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事，所以我会跟我妈妈沟通，主要也是从利益，跟生命，也许是公共安全，也许是食品安全等方面，去跟她沟通，”霍先生说。

　　省籍终将是假议题，但统独却是真议题：“因为习近平把它当真了。”

　　不过，霍先生提到，随着时代发展，“本省人”和“外省人”成家生子，不断演变的结果就是省籍因素终将不会对个人政治思考产生影响，省籍情节会变成一个假议题，但统独则是一个未来仍会确切存在的真议题。

　　他说：“当这个符号变得很复杂的时候，那就失去了它划分彼此的意义。省籍是假议题，因为它都已经融为一体。”

　　“但如果说统独是假议题，那我就不认为是假议题了，因为统独是真议题，它每一次在选举中都会是吵得最热的。为什么他会是真议题？因为习近平把它当真议题，因为胡锦涛把它当真议题，因为江泽民把它当真议题，而美国也因此把它当真议题，所以当两强都把它当真议题，而我们还在自己洗脑说，这是假议题的时候，那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

　　严格说来，借由着生活体验和了解而发展出“台湾认同”的霍先生并不算是“天然独”。他说：“所谓的‘本土’指的就是台湾的利益，台湾优先，而台湾的管理能够是以台湾人自我管理。”

　　“最终我们还是想要自理自己，我们想要自我管理，但那很自然的就会收束到他们定义的‘台独’，‘台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你想要自己管理自己。”

　　而谈到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由蓝转绿”，而非“由绿转蓝”？霍先生认为，台湾“主体意识”的发展和蓬勃最后演变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倒向支持泛绿政党。“与其说是‘由蓝转绿’，倒不如是说大家开始有主体意识，而民进党也只是去蹭主体意识这一块，”霍先生说。“不是说先有民进党才有台独，事实刚好相反，是先有主体意识、台独意识才有民进党的。”

　　从对中国有亲情抱希望到“对他们的敌意节节升高”

　　霍先生直言，曾经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是亲密的。“在服贸（2014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风波）之前，我甚至认为对于中国民主化，以及对于他们走向改革开放，对于他们愈来愈发达，愈来愈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我甚至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认为未来两岸能够走向一起的制度，”霍先生说，“我最近反而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点对他们的敌意节节升高。”

　　“我内心感受到他的压力、他的威胁，（那种感觉）有点趋近于对纳粹，或者史达林（斯大林）的那种恐惧感。”

　　霍先生还说，他已经将自己定位成 “爱国者”，既然是 “爱国者”，就应该以行动来证明。他说，“只要有能够加强台湾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事，我都会想去做。”

　　他说：“我会觉得目前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我一不小心它可能就会在我眼前破碎、幻灭了，所以格外需要每一个人出来去捍卫自己国家的国家安全，自己的主体性和价值，民主自由的价值，所以我才会觉得，好像真的缺我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