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有两个司令部和三个集团？

在武汉封城之后，武汉肺炎的政治冲击波不时爆起，持续延烧中南海。外界观察家观点认为，在应对疫情这一冲击整个政权的攸关生死大事，中共内部有两个司令部，又有人说有三个集团，有人则说非也。到底谁的说法更有道理？

在2月8日举行的两场直播中，郭文贵揭露了武汉冠状病毒爆发的原因。

郭文贵爆料说，武汉疫情是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而绝非中共的组织行为，此次导致武汉疫情的病毒来源是中共的实验室，武汉冠状病毒是中共人工制造的一种生化武器。

郭文贵说，病毒原是故意针对香港和共产党内某些政治反对派的。人为释放冠状病毒并不是共产党做出的“集体”决定。相反，这是一小撮高层盗窃者的决定，目的是在香港实施戒严令并杀死政治对手。最初的意图是进行有限度的，可控的病毒袭击，以精确打击杀死武汉市和香港市的人，但由于破坏活动或人为失误而以某种方式失控。

他说，从中共内部各种渠道收集到的信息表明，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各个层面上都存在巨大的混乱。从最高层到地方政府，由于巨大的压力，共产主义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

郭说，生化武器领域的世界领先专家以100％的确定性证实武汉冠状病毒不是来自动物或自然界，而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他指出，这场灾难的背景是中共即将灭亡。

郭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三个团体。主要的权力斗争是北京帮和上海帮之间的斗争。以汪洋，胡春华为代表的无能为力的中间集团没有参与病毒袭击。在中共三大集团中，北京或者上海帮派（不确定）下令进行病毒袭击。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是这三个集团中的人们所不喜欢的局外人。

传武汉肺炎引发习近平和李克强两派常委争斗

据《苹果日报》引述美国中文媒体披露，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两派常委，在1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中，就疫情工作曾爆激烈冲突，更对3月初是否召开全国两会等问题争论激烈。但最后没有定论。

中共当局1月25日特别成立“中共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26日首次开会，该小组组长不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而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媒体人士何频对中央社指出，习近平大权在握，掌管无数个委员会和小组，这个防疫小组是例外。而这个小组处理的正是国家，甚至是全球最重要的议题，攸关生死。这个失误或许会成为他的政治滑铁卢。

香港时评人林和立则表示，李克强之所以被选中带领防疫小组是出于政治考量。倘若疫情恶化，他必须扛责。

1月27日，李克强亲自抵达抗疫一线武汉考察抗疫工作。李强调说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当李克强前往武汉视察疫情，他和医师、工作人员和购物民众寒暄话家常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

林和立对中央社表示，“李克强敢前往武汉，习近平却不敢。和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时相比，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赴疫情严重地区，现在的习近平却是安全的待在北京。”

林和立表示，中共党内和公众可能很快就出现反弹声浪，逼得习近平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28日接见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团时，强调自己在防疫工作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习近平大年初四（28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特别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似乎有驳斥外界传言之嫌。但这句话被新华社发稿时删去了。

习近平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时，还特别强调抗疫要“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的部署”，“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也被解读是为自己开脱。

1月28日，BBC中文网发表了一篇评论人士白信的文章《武汉肺炎下的治理溃败：京-汉-闽政治观察》，文章提到，李克强作为疫情领导小组的领先负责人，且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位阶远远低于习近平亲任组长、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其它二十余个领导小组。似乎围绕领导权，习近平和国务院之间、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权力争夺贯穿着疫情上升和爆发，无形中继续延误着决策和应对。

港媒：中共抗疫出现多个中央

《湖北日报》报导，2月5日，湖北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蒋超良到武汉市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蒋超良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源头管控。但蒋超良未提及李克强视察武汉的相关讲话。

另据该报2月4日报导，2月3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蒋超良强调，“要深入习近平讲话精神，落实好孙春兰副总理到武汉调研督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蒋超良还称要深刻反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月4日，蒋超良到武昌区检查疑似病人集中隔离点安置情况时，也只提到习近平、孙春兰。

香港《明报》2月6日的评论文章表示，习近平于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的常委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湖北省委常委的会议上，蒋超良在讲话中只强调习近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及副总理孙春兰的中央指导组，对总理李克强挂帅的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却只字不提。

但应对疫情的中央领导小组，由李克强任组长，显示中央层面的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是由总理挂帅，但各地方的应对疫情领导机构，几乎都由党委书记挂帅。比如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就身兼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

《明报》另一文章指出，这次抗疫出现了“多个中央”的奇怪现象，李克强作为领导小组组长，但世卫总干事来访，出来接见的却是习近平，习更说他对抗疫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李克强只是频繁地召开中央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工作，另外，由副总理孙春兰率领的中央指导组自年初一起留驻湖北，在省内指导工作。

文章最后表示，当局应对此次疫情，俨然有3个中央。

习心腹坐阵武汉 两套人马搅动湖北官场

浙江官场出身、与习近平有工作交集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南下湖北一事得到证实。2月10日，中央政法委官方公号长安剑披露消息，早在2月8日，陈一新已经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身份南下。

据大外宣《多维网》报导说，由国务院分管科教文卫的副总理孙春兰带队，中央指导组早在1月下旬南下湖北，孙春兰当时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疫情。随后，孙春兰率队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名单曝光，除此次履新湖北省委常委的王贺胜外，还包括保障孙春兰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以及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疾控局局长常继乐，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刘明和社会司副司长孙志诚等。

报导说，这一中央指导组目前已经接管了湖北和武汉的主要防疫协调指挥工作任务。湖北省官方网站“中央指导组”活动专栏显示，自1月26日孙春兰随同李克强南下后，孙春兰所率领的中央指导组充当当下湖北防疫战的最高指挥者。

报导提到，与此相对，在中央指导组之外，湖北省党政主要负责人负责的另一套人马，也在中央指导组南下之时成立由蒋超良和王晓东任指挥长的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但报导批评，该防控指挥部前期动作迟缓、封城准备不足，导致民怨四起，且在与省红十字会系统就紧缺的物资调配发放问题发生协调不力、贻误战机等重大疏漏。虽然蒋超良、王晓东近日多次公开检讨。但他们显然已失去北京的充分信任。而在此之前，火神山医院的运作和武汉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已经交由军方负责……

武汉肺炎引发中共内讧 官员曲线抗命有人撑？

在今年1月上旬，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网上传言甚多，但地方政府迟迟未披露信息。当最应该知情的武汉人民蒙在鼓里之时，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公开说中共已向美国通报了30次疫情。

1月20日，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亦作出批示，地方当局和疾控相关部门才正式动起来。

目前大多数中国民众不满和愤怒的对象是武汉的地方官员，尤其是武汉市长周先旺。

周先旺遭外界批评在爆发之初，隐匿疫情。但他1月27日接受央视新闻专访时声称：“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资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周先旺还说，他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中央社引述分析家表示，周先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暗示地方所有的政治决定都需要中央上级批准，导致无法快速行动。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公不公布。国务院是决定要公布的。可是这件事太大，要请示党中央，党中央没有同意，也就是习近平没有同意。现在外界都在责怪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当然觉得很冤枉。”

媒体人何频指出，“周先旺清楚自己会成为代罪羔羊，所以向权力结构抛出挑战。”

《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则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中说：“武汉市市长已经公开讲，中央要负责，你压制我不准我报道，不准我去公开。现在公开了却要我们负责。这个市长带头抗命中央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看共产党内部一定会发生大的动荡。”

旅美评论家何清涟指出，熟悉中共政治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人都明白，哪怕上级错得离谱，下级也是“奴才该死，臣罪当诛”。如果不是背后有人撑腰，借周先旺几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公开“甩锅”给中央领导（习近平）。

习近平集权成功 不存在两个司令部？

专研中国政治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认为，从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揭露真实疫情的军医蒋彦永，到被视为武汉肺炎“吹哨者”的医师李文亮，在中国的体制里，他们都被视为“破坏维稳的人”，但“政治至上”的思考，却也耽误阻止疫情蔓延的时机。

寇健文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强调所谓“民族伟大复兴”、“大国”的形象，但这波疫情凸显出“这个政权是很脆弱的”。

寇健文指出，习近平上任后采取集权领导的模式，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无一人敢持反对意见，因此“并不存在两个司令部”。再加上反对势力经过几波扫荡后，已不再担任重要职位，所以“反习力量”也很难集结。

德国之声此前与发表邓聿文的评论也说，说抗疫事务上存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司令部未必。他认为习用党的名义统揽一切，李的个性似乎也不是那种敢无视核心的政治人物。李克强未敢有此“野心”。

邓聿文认为，两人的潜在路线冲突是否会变成直接的路线斗争，要看疫情在未来几月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在处置过程中是否造成大量的次生灾害及由此引发社会的局部抗议行动，此外反习势力一方的行动，是否能促成他们二人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