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冠状病毒性肺炎正在进行殊死的抗争，中国官方大肆宣传其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相信这是人类对付灾难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不少人的想法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正是中国目前施行的这样一种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个领导人的极权制度，将本可以早解决的问题拖成大问题，这不仅没有体现中国制度的优势，而恰恰是这个制度的一个软肋。正是这种信息极端不透明、政府官员层层推诿等待最高层决策的制度，贻误了早期制止瘟疫蔓延的时机，以致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从更深一层看，这个制度的劣势不仅仅表现它在应对突发性灾难发生时，社会信息缺失和官方反应滞后，从而加重了社会的损失；即使在灾难展开之后，被许多人盲目称道的那种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全社会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刀切的应对灾难的方式同样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代价，这实在难以看成是一种优势。在针对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行进行社区的隔离，对部分城市封城，鼓励其他地区堵截湖北居民等等，这些超乎寻常的措施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都值得认真审视。
由于中国现有的从上到下任命官员的制度，任何需要从上到下强制推行的政策措施，看似具有执行效率，但是这种执行效率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政策本身的正确性。相反，即使了解真实的情况，下级官员既不敢公开批评上级决策的弊端，也不敢将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客观反馈，官员们向上报告的都是决策者愿意听到的正面信息，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因为触犯了最高决策者而遭受可能的整肃，这样一种封闭的信息自循环系统不具备对现有决策进行纠错的能力，而只会放大最高决策者现有的错误。
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对于错误的决策，执行得越有效率，导致的社会成本就会越高。例如，对疫情中的武汉进行封城和阻断交通，带来了许多预想不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必要的负面效果，这些一声令下便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的措施，不仅导致医务人员无法到医院救治病人，更导致了许多病人无法到医院去看病，以至于出现了重病患者倒毙街头和在家中坐以待毙的惨象。有人轻松地将此说成是一种为了大局必不可少的牺牲，但是这些人无法证明上述代价的必不可少，他们也根本无权让普通民众以生命作为代价来为这种所谓的制度优越性背书。
通过极权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另一个后果是，最高统治者通常沈醉于大权在手，号令九州的帝王气派，全然不顾决策的成本，本来可以花一元钱办成的事情，他可以大笔一挥，用一百元去办，这样的决策，纵使把事办成了，但是高昂的成本却是仍然需要社会和民众来承受的。例如，是为了体现制度的优势不计成本地快速修建两所全新的医院，还是应该利用或者改造现有设施改建医院？是一刀切的阻断交通阻碍社会经济的畅通，还是采用其他措施定向地进行交通控制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可以讨论的。
笔者最为担心的后果是，通过极权制度，通过最高领导一人独断，然后通过整个社会进行极为夸张的整齐划一的执行，这些动作实际上都在鼓励社会进一步地以集体利益的名义消灭社会个体的自由，纵容和支持各级政府官员们任意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最近频繁出现执政者当众殴打不带口罩的市民，强迫市民抬着麻将桌游街示众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将极权社会层层统治者的威权推向极致。在我看来，对极权优势的宣传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极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人民应该十分警惕的。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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