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压力下 一位武汉医生的抗疫纪实

　　一线医护人员正在缺少防护物资和睡眠的情况下竭力阻止一种人类不甚了解的全球性流行病。他们身心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

　　2月初的一个傍晚，张笑春把车停到路边。她已经快要崩溃了。

　　她是武汉的一名医生，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天。这里是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她的父母和很多同事都患上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不断攀升。就在这一天，张医生忙得忘记了自己的女儿。九岁的孩子独自在家一整天了，又没接电话。

　　眼泪瞬时间模糊了她的双眼。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 张医生在2月18日的采访中回忆。

　　全球很多的医生都精疲力竭。在缺少物资、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背负重担去阻止一场人类尚不甚了解的全球性流行病。此外，在诊断病例、照顾患者时，也会令自己、配偶、子女以及其他亲密家庭成员的健康面临风险。

　　鉴于目前中国以外感染病例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内，其他国家也将日益面临医护人员紧张的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已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至少22人死亡。一些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实际人数还要多，导致医务人员在应对疫情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医护人员家属被感染。

　　中国的医生们轮班工作，每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或更长。许多人一直穿着防护服，在此期间无法进食、喝水和上厕所。脱掉防护服吃饭或上厕所就会面临感染风险。为缓解压力，有医护人员在寻求心理援助。

　　全球各地的传染病医生都接受过应对高传染性疾病的培训，也了解相关风险。但此次的疫情蔓延如此之快，迫使医院将处理传染病经验有限的员工也派上一线，而且有时还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来保障他们的安全。有些医院无法找到足够多的甘愿冒险的员工。

　　在韩国，有些护士和后勤人员在疫情扩散时提出了辞职，因为家人恳求他们这样做。伊朗则面临设备短缺问题。该国卫生部副部长感染了这种病毒，他本人也是一名外科医生。

　　中国的医生说，与疫情爆发初期相比，目前的情况已有明显好转。全国各地驰援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医务人员共有约4.2万人，其中包括约4,000名军队医护人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相当巨大的军事医疗资源调度。

　　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在武汉的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隔离场所，已设置了5.3万张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床位，之后还会再增加1.7万张床位。随着病毒扩散的速度放缓，发热门诊人满为患、排长队的现象已经消退。不过，湖北省目前每天仍有100例左右新增确诊病例。据《湖北日报》报道，在中国官员近期的一次调研中发现，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责管理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只有一台CT机。

　　武汉市武昌医院59岁的护士柳帆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据该院微博消息，她不在发热门诊一线工作。武昌医院是武汉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中国媒体报道，在柳帆去世的前几天，其父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柳帆的弟弟在湖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也因感染新冠病毒和她在同一天去世。

　　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51岁的武昌医院院长、神经外科医生刘智明曾提醒同事为了保护医护人员，不能让他们太疲劳了。他担心打疲劳战，很容易免疫力下降。

　　1月24日，刘智明的CT结果显示他肺部严重感染；随后核酸结果确诊为阳性。在ICU里他的身份变了，但他不停地接打电话，询问病人收进来没有。同事们为他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刘智明给同事们发微信说：“唉，干着急帮不上忙。若是别的病，我一定挺住和大家并肩战斗。”

　　他的妻子蔡利萍是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病区的护士长，她求丈夫让自己去照顾他，但刘智明每次的回答都是不要。蔡利萍要刘智明每天下午两点给她打电话，好让她放心。蔡利萍还劝他吸氧，不要害怕。

　　2月18日，刘智明去世。一位同事对着镜头边哭边说，“我们全院职工很多人都想去送他最后一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许多最沉重的担子落在了较年轻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们被认为更适合应对高风险状况，因为他们的免疫力更强。

　　据官方媒体报道，一位名叫彭银华的医生去世时只有29岁。他此前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作，他甚至为了坚守岗位推迟举办婚礼。眼科医生、后来被称为民间英雄的李文亮去世时才30出头，他生前曾警告人们注意这种危险的病毒。这两位医生去世时，他们的妻子都怀有身孕。

　　对于这场危机，担心着九岁的女儿和生病的父母的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张笑春比大多数人更有经验。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期间以及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她都曾投身一线参与救治。中南医院临湖而立，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该院网站介绍，这里有3,300张床位。

　　去年12月31日，本该是张笑春休假的第一天，她打算带父母和女儿回内蒙古老家。但那天早上，她接到上级的电话，通知她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中南医院两名患者的肺部感染情况让张医生回想起SARS。院里流传的消息称，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

　　在当天的会议上，医院发布紧急应对措施，要求员工对各科室做好消杀工作，开窗通风，开始让一线人员穿戴标准隔离衣、帽、手套、口罩及护目镜等防护装备。

　　同事让张医生看过这两名患者的X光片，她对影像结果表示担忧。她还与医院的党委书记进行了交谈，解释了她担心出现另一种流行病的原因。病毒跨越物种传播是很难的，异种之间能传播，那同种就很容易了。她说，有的人觉得她的言论过激。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张医生按照自己在SARS疫情期间所学，用纱布为父母和女儿自制了口罩。一家人取消了度假安排。

　　几天后，影像部门的一名技术人员被感染。病人开始大量涌入。很快，中南医院和武汉其他医院的数十名医务人员也病倒了。

　　大多数时候，张医生只是看片子出报告，这项工作的风险相对较低。有时候，她也会穿上防护服亲自为病人做检查。

　　由于担心会把病毒带回家，加上工作繁重，她开始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她几乎没有时间吃饭和洗澡。

　　张医生认为住在她家里的父母可以照顾女儿。1月23号政府宣布对武汉封城之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丈夫无法与家人团聚。

　　69岁的母亲出现身体不适的几天后才告诉张医生。张医生说服了父母到医院做检查。第一次去医院时，张医生让母亲先在附近穿好防护装备，再走进医院。

　　张医生父母的核酸测试结果均为阴性，但这种要求严苛的诊断方法经常会产生假阴性结果。他们的CT扫描给出了相反的结论。

　　“我一看那个片子……心里就一沉，”张医生回想起第一次看到母亲CT结果的感受。她的父亲一直不愿接受检查，结果肺部感染更严重，尽管当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全家人最担心家里的小朋友，也就是张医生的女儿。妈妈不敢给女儿做检查，直到女儿自己爬上了CT床，说：“扫啊！没事儿的！”

　　她女儿的肺是正常的。

　　尽管如此，张医生还是面临着危机。她的丈夫不在家，父母的病是传染性的，她需要在医院。学校停课，女儿无人照顾。

　　张医生把孩子安置在家里的客厅，让她自己照顾自己，与在两个卧室分别自行隔离的老人保持距离。

　　九岁大的孩子学会了如何加热罐装八宝粥，放在祖父母的房间门口。

　　随着父母的病情恶化，张医生努力设法让他们住院。但床位有限，医院无法安排核酸检测呈阴性的病人住院。

　　在同事的帮助下，张医生获得了一些药物，包括针对HIV的抗病毒药物，研究人员正在尝试这种药物能否治疗新冠肺炎。她的父母服用后出现了恶心等不良反应。

　　后来，终于在一个原本准备拆除的空楼里，有10张床分配给中南医院工作人员的家属。张医生赶紧挂号办手续，她的一位同事先跑到病房守着两张床。

　　这个隔离病房起初并不能提供任何治疗服务，但给父母找到一个房间让张医生松了一口气。虽然有关部门已公开宣布已无空位，但还是有许多人聚集在病房，不顾一切地想住进去。

　　张医生看到老百姓各种各样的痛苦状态，有人捂着肚子的，有人抱着头的，还有人猛咳的。她的心都碎了。

　　经过一天的混乱之后，她突然想起了家里的女儿。试着给女儿打电话，没人接，她把车停在路边。她的心里充满了内疚与绝望。

　　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想，“如果我出了事，全家都完了。”

　　到家后，张医生推开门，发现家里灯是熄的。

　　她惊慌地大声呼喊女儿的小名。黑暗中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她的女儿从小憩中惊醒。家里没有吃的，她肚子饿了，除了躺下睡觉，没力气干别的事。

　　她的女儿吃着妈妈带回来的盒饭，祈求这样的状况能发生改变。女儿问妈妈为什么要一直工作。

　　女儿说，“我今天不敢一个人在家。”

　　张医生感到很难过，但试图哄着女儿理解这一切。她对女儿说，“你应该长大了……如果你不长大，妈妈就更担心了。妈妈必须回医院。”

　　最终，她女儿说“好吧，妈妈都这么坚强，我也会不错的”，尽管承认自己仍然很害怕。张医生把女儿在卧室安顿好，让她看动画片。

　　张医生那时意识到，她必须想办法把丈夫调回武汉。他们向政府申请了特别许可；两天后，她的丈夫获准自驾进城。他回来开了大约14个小时的车。

　　2月3日，张医生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呼吁以CT影像为主要依据诊断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不是依赖导致了许多假阴性结果的实验室检测。她还对家庭内部的交叉感染提出警告，建议政府征用宾馆和学生宿舍隔离疑似病例。

　　对于张医生而言，公开提出这些建议风险不小。她在前一天晚上反复纠结是否要发帖。家人朋友为她捏了一把汗。公安机关曾对疫情初期公开疫情的八人进行过批评教育。

　　第二天，国家卫健委把CT影像结果纳入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的标准。几天后，政府将1.3万余例疑似病例计入确诊病例。这意味着更多患者有机会获得治疗，包括获得逐渐增加的医院和隔离点的床位。

　　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截屏发给张医生。她紧接着意识到另外的问题：CT机的数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给能生产移动CT设备的厂家打电话。她还同其他方舱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对张医生来说，疫情让人觉得看不到头。她所在的中南医院负责三个独立的隔离点，共有5,400张床位。

　　中南医院在本部为新冠肺炎患者新增设了2,000张床位，之前只有几百张。由于医生办公室被改造成了隔离病房，张医生和她的同事们搬进了一家酒店，他们在那里工作和休息。

　　张医生认为，医院需要数月时间才能解决好所有感染的患者。放松警惕可能会导致病患数量回升。

　　一天晚上，张医生带着几盒给同事的盒饭回到酒店。她说两个肩膀就像刀劈了一样痛，非常疲劳，而且她还在不停的咳嗽。

　　一名酒店保安在门口给张医生测了体温，要求她登记进入该酒店的时间。她完全不清楚当时是几点了。

　　当保安把体温计对准她的前额时，她说：“我没事。” 她的体温正常。

　　“我们要倒下，你们怎么办？”她说着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