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大流行的社会成本和中国的选择

虽然我的一些中国同胞仍在为此次的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而争吵不休，但如果我们从百年乃至千年的人类病毒感染史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就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论，在中国较频繁地出现新型病毒流行的情况却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方面固然与中国自身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复杂多样性有关，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由近一两百年、尤其是近四十余年来中国所采取的极其特殊的文明变革方式所决定的。我深知我的观点会引起我的一些同胞的疑惑、不快甚至愤怒。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病毒大流行屡屡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发展的路径，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一影响将比以往更加深远。本文所要陈述的一些主要观点，就我有限的学识所知，似乎还没有被其他中国人或外国人认真地讨论过。因此，我冒着可能冒犯一些中国同胞的风险，斗胆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揣浅陋地写出来。当然，我自然希望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新的思想养分，可供我的同胞们思考、批评或批判。

从历史上看，有两种情形对新型病毒的大流行产生过重大影响。一种情形是人类从一种文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形态。比如，经过农业革命，人类从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农耕定居的生产方式，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而频频爆发流行病，一度曾使人类几近灭绝。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也是如此。在英国率先引领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肺结核、霍乱屡屡成为大流行病。

第二种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截然不同的两种或多种文明在较短时间内正面碰撞、交锋或汇合的情形。1346年蒙古大军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加法，鼠疫杆菌便由此一路蔓延到地中海，然后进入北欧和西欧，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在1346到1352年的短短六年间，欧洲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一些城市的死亡率更高达百分之七十。在躲避瘟疫期间，薄伽丘写成《十日谈》，在开篇中如实再现了佛罗伦萨当年之惨状，世人读之无不悚然。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的印第安人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随后西班牙人带来的流行病毒使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死于非命。而在东方的中国，因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使外族人首次得以自由地进入满洲，关内的山东、河北民众大举闯入关东，当地生态因此失衡，引发了1911年及1921年的大鼠疫。

近一两百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中国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人口迁徙。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紧密相连。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中心城市，承东启西，接南转北，九省通衢，融汇天下。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文明变迁的进程中，在中国武汉或类似的全国交通枢纽城市出现新型病毒大流行，从文明史的见地来看，一点都不足为奇。虽然新冠病毒的确切起源还有待于科学家的专业调查和研究，但从文明形态的转折点、不同文明的交汇点以及地理交通的枢纽点多发生新型流行病的历史经验来看，现阶段所有的中国中心城市都有可能成为新型流行病的多发地。实际上，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前后不过17年。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何时终结尚无法预测，而关于病毒起源之争在国际上已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但是，如果我的同胞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属于新型流行病多发地这一事实，而在一些偏执、狭隘和可笑的争执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用近代以来人类业已发展起来的、强健有力的理性和智力为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大流行或类似的危机做好准备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未来还将遭遇更大的灾难，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新型病毒本身是自然现象，但新型病毒多发于某些具有特定人类行为的区域，并通过人与人的互动进行传播，这就是社会现象，因这些社会现象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成本，就是新型病毒流行的社会成本。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导致并放大这些社会成本的，除了新型病毒多发地这个因素之外，还源于我们这个文明系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前近代性。

自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等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但此次在武汉突发新冠病毒时，17年来的预防及应急准备工作几乎完全作废。事实被指斥为谣言，真实信息的传播者受到训诫，专业的诉求被迫屈从于政治的考量。疫情信息被封锁，合理的对策遭延误，此后中国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对武汉进行封城，封鄂合援，对其他省份实行分级管控。中国此次抗疫的社会成本，在国内，包括了因感染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死亡、从全国各地调度的医疗资源、全国各地因患其他疾病而未得到及时治疗所造成的次生死亡、社会政治经济及教育文化活动的停摆所导致的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次生社会问题（如治安问题、区域间相互封锁导致的摩擦等）所造成的损失、政府公信力损失以及为弥补该损失所耗费的宣传及舆论管控成本，等等。在国际上，中国特殊的信息传导和决策机制使中国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及真实性受到诸多质疑，中国是否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了不当的影响力也引起了争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它们引发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摩擦及外交斗争。国际索赔诉讼、“去中国化”和“脱钩”等方面的报道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我们目前尚不容易对这些问题具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性做出正确的评估，更难预测由此将引发多大规模的社会成本，但疫情后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已经是国际上较普遍的共识。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外部社会成本中的一部分初始成本，如中国已于2020年3月7日、4月23日分两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了总计50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抗疫，又于5月18日宣布在今后两年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同时针对疫情扩散的国际责任等国际舆情也投入了大量的外交资源。国际外交战已具白热化的趋势。以上国内、国际已发生和未发生的所有成本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中国此次抗疫的总社会成本。这里至为重要的是，在总社会成本中除了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因不可抗力所致的那部分成本之外，其他成本均是由中国特殊的信息传导机制及决策机制在国内外所引发的社会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这种特殊的信息传导机制及决策机制，或者说，如果中国已全面实现近代化并遵循近代文明的规则行事的话，这些社会成本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在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中国需要额外地支付这些成本，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模式”在全球病毒大流行中的代价，也就是全面近代化的机会成本。如果有两种模式，选择了第一种就必须放弃第二种，那么，被放弃的第二种就是选择第一种的机会成本。如果前近代、近代的元素互相掺杂的中国模式和全面近代化模式二者皆可选择的话，那么，选择了中国模式就是放弃了全面近代化模式的机会成本。如果我们不是单纯地从在疫情中实际死亡的人数（姑且不论这些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而是从国内国际总社会成本看，中国在此次全球疫情中需要支付的代价在所有主要国家中无疑将是最为高昂的。

特殊的“中国模式”遭遇新冠病毒，使中国将不得不支付全球最为高昂的社会成本。何以至此？这一点值得我们更深入地进行探讨。这里涉及的问题重要，但迄今为止却罕见清晰的讨论，因此，我们不妨先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再探讨问题的性质。首先，何谓“中国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以前近代或反近代文明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核心制度来追求近代经济、科技及军事力量的模式。那么，何谓近代文明，又何谓前近代文明呢？简而言之，近代文明是指人类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市民革命之后形成的，以“客观、理性、求真”为精神内核，以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宪政、分权制衡、地方自治、独立的司法制度、清晰的产权制度、自由的市场制度、新闻制度和大学制度等为核心制度，以先进的经济、科技、文化实力及高水准的公民整体素质为表象特征的文明体系。与此相悖或未达到一定标准的所有文明体系均可视为前近代文明。这就很自然地带出了一个问题。我的同胞中一定有人会问，难道没有比近代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比近代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吗？关于文明的高低判断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的成分。一个原始部落出于对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温情的眷念，也可能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于其他任何文明。但如果我们聚焦在社会成本上，仅以社会成本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上，我们不得不说，作为一整个文明系统，现阶段人类还没有找到比近代文明系统有更低社会成本的文明系统（至于社会成本是高的好还是低的好，却是另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其根源，是因为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比“客观、理性、求真”这一文明内核更为合理、能够带来更低社会成本的精神内核。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抛弃这个经近代数百年的历史锤炼而成的精神内核，然后以“主观、感性、虚假”为精神内核，构建出比近代文明更健全、更有力的核心价值观，确立一系列更先进的核心制度，从而产生更真实、更强健的思想原创力以及更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和更良好的公民素质。自十四世纪以来，人类中的一部分，主要从西欧开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市民革命之后，确立了“客观、理性、求真”的文明内核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这些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的力量，包括自我审视和调整的力量，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验证、改善和巩固。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踏踏实实地建设并确立上述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在前近代或反近代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的框架下弯道超车，或“摸着石头过河”，就问题解决问题，或使尽浑身解数，灵活变通，甚至突破底线，不惜以破坏近代文明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为代价，追求近代文明的表象特征，即经济、科技及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缺乏近代精神内核及核心制度的中国模式，由于缺乏这一系列强有力的降低社会成本的工具，始终无法低成本地构建其内部秩序，平衡外部关系，因此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如宗教般的爱国主义及意识形态教育、严格的新闻及言论管控、重复设置的多重治理机构、对内对外整齐划一的宣传、对外经济援助等）来谋求超常规的系统稳定及外部秩序，从而使整个系统的社会成本负担沉重。这些社会成本中包括了牺牲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思想原创力所支付的代价。因此，在整体上，系统始终处于成本劣势。这也就是中国虽经历了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长时间、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仍然较低的根本原因所在。

具体地，中国模式的前近代性质在引发或遭遇新型病毒流行时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因袭传统，或猎奇野味，未经近代科学的理性和智力之光的审视。许多中国人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四只脚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至于他们食用的五花八门的野生动物，对人体有何影响，是否有害，是否可能引发病毒流行，却从来无人试图系统地运用近代科学所达到的理性和智力水平予以审视，系统地加以核实论证，然后反馈给普通民众，纠正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猎奇思维。在中国模式之下，中国人虽重视科技的力量，却在根本上缺乏科学精神。

其二，由于缺乏近代的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如新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支撑，近代的社会诚信这一非正式的、核心的制度资产始终难以确立。许多中国人担心自己从菜市场购买的肉类来自病死的家禽，就选购活的家禽，带回家后再自行宰杀。这种消费偏好增加了病毒流行的风险。

其三，全能型威权政府体制下的信息传导和决策机制集中地体现了前近代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一点至关重要，所引发的社会成本也最为巨大。在这一体制下，各种信息流自下而上地汇集到最高执政者，最高执政者做出决策后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落地实施。这种信息传导和决策机制与近代文明体制相比有六项重要缺失，在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极易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崩溃也均可归因于此。第一，信息流自下而上，从政府机构中的低层流向高层，但缺乏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流动，更不用说流向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其实质是前近代国家治理的机密主义，知情权和主权在官不在民。第二，下一层官员按权限和规定流程将紧急事项及时汇报给上级后，在接到上级指示前，除了常规应对措施外，通常无需也无权擅自做出进一步的决定。第三，任何国家，在民众和政府之间都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全能型威权政府中更为严重，社会成本也更高。全能型威权体制下的各级政府，一面掌握着整个社会压倒性的资源和权力，另一面又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执政者希望通过党性教育等意识形态动员来化解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但代理人（各级政府官员）和委托人（公民）所处的立场和利益有所不同，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各级政府官员所优先考虑的事项可能与民众所关心的优先事项或专业所要求的优先事项迥然不同。比如，在此次新冠病毒流行初期，武汉市、湖北省甚至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显然认为，按照党和政府的事先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市级和省级两会（政协、人大会议）比及时处理这起棘手的公共卫生事件更为重要。第四，在近代新闻制度、司法制度等核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没有舆论或民意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享有极大的政策自由度和裁量权，遭遇危机时多半会采用“内外有别”、“内紧外松（不动声色地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但对外封锁信息，释放平安无事的信号）”等看似聪明、实为落后陈腐的前近代方式来应对危机。与此相对照地，成熟的近代文明国家则更多地相信本国公民的自律、理性、训练有素和社会公德，各种真实、丰富、多元的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包括政府渠道，及时地传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民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第五，最高执政者需要对横跨不同领域的无数重要事项做出最终裁决，也就是所谓的“定于一尊”。对于这些重要事项所属的各个领域，最高执政者有非常熟悉的，甚至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和见地的，但更多的则只是泛泛地略知大概，还有些领域可能几乎一无所知。最高执政者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可以及时地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则无法判断其轻重缓急，极易出现决策的耽搁和失误。第六，最高执政者无论做出何种决策都无需承担责任，体制内也不存在着任何正常、合理、合法的向最高执政者追责的机制。这一缺失对最高执政者的行为和选择有深刻的影响。这六项缺失与信息传导及决策机制相关，其本身就是近代代议制度、新闻制度、司法制度等近代核心制度缺失时的产物，它们再与这些制度缺失的背景结合起来，就出现了疫情初期对信息的封杀、对走漏信息者的训诫、自以为是的“内紧外松”策略及全面紧急应对措施的延误，由此造成了许多生命的无辜牺牲以及国内外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全能型威权体制下，政府及最高执政者的权威是系统降低社会成本的重要工具，为了弥补这些工具因失误所受到的损伤，政府作为系统资源的掌握者，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舆论管控和引导，以维护自己及最高执政者的权威。所有这些都构成系统内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这些成本都需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才得以看得真切。对于上述的几项缺失，成熟的近代文明国家都以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系统地给予了解决。在这些近代文明国家中，由于信息及决策机制的及时、公开、透明，系统内部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因不可抗力造成了许多民众的死亡，社会秩序也基本上做到有条不紊，无需投入社会资源进行舆论管控和引导，从而将节省下来的资源更有效地用于改善民生、开启并鼓励民智。自然地，近代文明国家也不会因信息传导及决策机制问题而导致国际摩擦。近来在中国“递刀子论”甚嚣尘上，但是，有健全思考力的中国同胞不难看出，如果有谁在递刀子，这个递刀子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前近代的信息传导及决策机制。

其四，由于科学精神、专业精神及标准化的乏力或不彻底，即使在中国一流医院里的专业医护人员群体里，疫情初期也未能严格按照专业标准进行作业，使得医疗系统一度几乎崩溃。缺乏理性之光的指引，许多错误和失败都要重演一遍，人们才能从失败的经验中慢慢理出头绪，站稳脚跟。同时，由于各部门或单位平时习惯于自上而下、“定于一尊”的命令体系，在危机时如上级未能及时发出指示，则跨部门之间很难自主地展开分工协作，如外省驰援湖北的医疗团队曾一度出现无人接待，随行行李不知去向的情况。武汉封城后的一两个星期，局面极其混乱，这些都加剧了医疗现场的崩溃和疫情的扩散。至于其间的次生死亡、次生社会问题等较全面的真实情况，由于缺乏独立、自由、竞争的新闻制度，包括执政者高层在内的全社会都很难全面掌握。

其五，武汉不仅是中国国内九省通衢的要塞，也是经济全球一体化中的一个国际枢纽。在武汉发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信息与决策的封闭性、前近代性与国际社会所要求的开放透明性、近代性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摩擦。近代文明国家只要按照“公开、及时、透明、真实”的原则发布疫情信息，并严格按照专业标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就不可能就此与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产生严重摩擦，因此，为消除这些摩擦所耗费的成本也不存在。但中国模式坚持以前近代的方式来运营一个全球化了的近代经济体，就不得不额外地支付这笔全面近代化的机会成本了。

当然，中国前近代的威权式治理方式在一定期间或一定范围内也可能大幅度降低地社会成本。实际上，中国模式里也通过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铸造和制度安排来降低社会成本。比如，对广大的社会公众及学生所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教育，其作用就在于降低整个系统的社会成本。如果单独提取出某个侧面而不是系统地加以考察，就某个侧面或某个期间而言，其降低的社会成本可能远远高于近代文明系统内某个期间的某个侧面。例如，就此次抗疫而言，中国模式成功而高效地实现了武汉封城，封鄂合援，举全国之力，集中医疗资源在湖北抗疫，对其他地区则施行分级管控，同时使使十四亿人的经济体停摆两个月而未产生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一系列举措是在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实施的。一些不明就里、思虑浅薄者嘲笑成熟的近代文明国家受核心价值观、核心制度之制约而使行动有所不便，殊不知这正如骑自行车的人嘲笑开小汽车的人“居然需要给车加油、没有油车就开不动”一样滑稽可笑。这些近代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是人类在最近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市民革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才换得的宝贵的非正式制度资产和正式制度资产，其节省的社会成本之巨大，绝非前近代文明的传统伦理、威权体系以及超常规的“三十六计”等谋略所节省的社会成本可比。系统的效率，需要对整个系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前近代的传统伦理、意识形态及制度与近代经济的结合体，即中国模式，由于缺乏近代文明的一系列核心制度的约束和支撑，使其在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度的同时进退失据，茫茫然不知所往。真正的自由，源于合理且牢固的自律和约束。中国模式对近代文明中的一切自律和约束机制嗤之以鼻，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中国一旦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和民族的成长。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中国一日不能确立并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近代文明强有力的工具，中国和中国人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也必然使许多中国同胞引以为豪的中国模式背负沉重的成本包袱，并使之黯淡无光。

以上，我们在文明史观下，探讨了中国新型病毒流行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成本。一些人认为这个系统的最高执政者应该为此次疫情初期判断的失误、信息的延误及其真实性的缺失负责，因为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了国内外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产生。这种批评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最高执政者始终应该，也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和应对措施。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在全能型威权体制下，由于缺乏近代独立、自由、竞争的新闻制度，不光是普通民众，即使是最高执政者，他所能获取的信息的质和量也比人们通常想象得要低得多。虽然最高执政者也有一些特殊的信息渠道，但整个社会的信息的质和量，尤其是关于社会现存或潜在的问题、真实舆论以及合理解决方案的信息的质和量，相对于在近代文明系统下近代的新闻制度和自由的学术制度下所能提供的要低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执政者实际上是近代新闻制度、近代学术制度缺失的最大受害者。虽然威权系统下也有优秀的技术官僚及专家能够提供一些专业建议，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除非最高执政者碰巧对某一领域特别了解并拥有深刻的洞见，否则他很难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决断。另一方面，由于几乎所有的技术官僚在向最高执政者汇报时都倾向于强调自己所负责领域事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得最高执政者难以在纷繁芜杂的诸多事项中辨别真正合理的轻重缓急。另一方面，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正因为其出现频率低、不确定性大，最高执政者一般罕有相关经验。在一切重要事项都要由最高执政者裁决的体制下，在堆积如山的公务前，最高执政者对于不了解的事项采取拖延、暂时观望、等候事态进一步明朗化后再采取行动的做法，不啻为一种较稳妥保险的选择。实际上，在现实政治中，在前近代的威权体制下，最高执政者无论做何种决断，通常都不会面临被追责的危险。这一点在最高执政者进行裁决的过程中始终作为一个背景因素在起作用。政治家的本质是降低或节省社会成本的工具，但就中国现有的前近代威权体制而言，一方面，最高执政者只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惯性或规则行使其职权，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正常、有效的机制对最高执政者进行追责，另一方面最高执政者所能获取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真实信息量有限（虽然一般来说多于普通民众），整个系统的核心制度安排下的局限条件和激励机制都使得他所能降低的社会成本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低得多。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追问：在更深远的文明史的意义上，前近代文明系统下的最高执政者是否仍然可以免责？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最高执政者需要承担两项责任，其一为“知”，其二为“行”。二者不可或缺，而前者重要性更甚于后者。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永远不可能发生。所谓的“知”，就是最高执政者有责任对自己进行启蒙，在已知真实世界中存在着前近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的情况下，对这两种文明系统进行全面、深入、客观和理性的比较、斟酌和考量，准确地洞察、把握这个民族成长、进步和发展的大方向。只有对近代文明有深刻的认知，才可能对自身的文明或中国模式有深刻的认知。而一切未建立在深刻的自我认知基础上的自信，无论投入多少资源或开动多少宣传机器来营造，都是盲目、浅薄和可笑的。所谓的“行”，就是大胆地运用近代文明的理性和智力，细心规划，周密部署，系统、有序地完成将中国从前近代文明转型为近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由于前近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所能降低或节省的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能够引领中国完成这一使命的政治家应当无愧于伟大政治家的称号。

面对整个系统相对较高的社会成本和相对较低的社会收益——这体现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的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今天的中国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道路，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以前近代的传统伦理、意识形态和全能型威权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运营一个业已相当程度近代化、全球化了的经济体。一百五十年前清王朝洋务派重镇张之洞所主张的“中体西用”，与今天中国政治家所坚持的中国特色道路，在本质上一脉相承。许多人凭直觉也能感受到，一个近代化了的经济体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运营，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提供支撑。这一点，即使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在其经典著作中承认：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需要有一种自洽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缺乏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系统必将为此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当然，无论“中体西用论”还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论”，其基本概念和工具都不足以支撑一百五十年后的我们继续深入、全面地分析文明系统内各种变量之间复杂且微妙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关系。

今天中国的一些政治家仍然希望像过去四十年间他们所做的那样，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或降低社会成本。所谓的深化改革，是指在现有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的框架下，就一些具体领域或具体问题，对以往较僵化或不合时宜的做法进行改革，用一些更现实甚至是极端灵活的做法取而代之。这种做法固然有时可能会降低一些社会成本，但其边际成本越来越大，边际收益越来越小，使得其所能获得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可以小到负值，也就是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国不确立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就无法通过这些正式、非正式制度来对内、对外提供各种合理的确定性，从而大幅度地降低社会成本，享受近代文明的丰硕成果。前近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能力向系统内外提供各种大大小小、数之不尽的“合理的确定性”。如果不能，那么中国就将永远像挥舞着干戚的刑天，在混沌中不分昼夜地辛苦劳作着，不断地变通搞活，不断地深化改革，整体上虽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发展和收益，但捷径窘步，整个系统充满不确定性，永无止境地用“聪明”的特殊方法解决特殊的问题，其运营成本高昂，始终无法运用近代文明强有力的理性和智力，借助近代文明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工具，走出一条清晰、规范、有序、不断进步的康庄大道来。这也正是在中国模式下深化改革永远没有尽头的原因所在。

第二条道路，是继续保留前近代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框架，同时放弃近代化、全球化了的近代经济体。也就是说，回归到意识形态、制度和经济实体之间相互自洽的前近代文明体系，比如回归到类似大清王朝那样的文明体系中去。正如“前近代”文字所示，这是一种低水准的静态均衡的文明体。前近代文明体运营成本低，但它能节省的社会成本也很低。以病毒的话题为例，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流行病毒当然也会在前近代文明体内爆发，但由于交通、人口移动等经济指标倒退到前近代水准上，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相对较小；同时，由于放弃全球化了的近代经济体，流行病毒可能造成的国际后果也将是有限的。当然，前近代文明体的社会治理方式较原始粗糙，缺乏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的支撑，其结果，如中国一些王朝末期的历史所示，病毒流行可能诱发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但是，由于前近代的社会成员基本上为臣民或准臣民，未受到近代理性之光的启蒙，缺乏独立、强健的思考能力，运用理性和智力的能力有限，每个臣民或准臣民能够独立降低的社会成本很低。此外，前近代经济体本身的体量和发展潜力有限。因此，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前近代文明因流行病和社会动荡所损耗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这一点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前近代文明本身所能创造的社会财富或节省的社会成本本来就很有限。

第三条道路，是在尽可能地保护经济近代化成果的同时，对文明系统其他的前近代部分进行深刻改造。在近代文明的理性之光的指引下，彻底、有序地在文明体内确立近代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使之与参与了国际大分工、相当程度近代化了的经济部门的真实要求相一致。同时，还要对现有的经济部门进行重新的审视。这是因为现有的近代经济部门已被前近代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所侵蚀和扭曲。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几家能够经得起近代文明国家会计准则的严格拷问”这个问题，就不难意识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最近在美国上市的瑞幸公司因财务数据造假而东窗事发，只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尚且如此，其他无数在国内并未上市的公司情况又当如何呢？但在成熟的近代文明国家，不管公司是否上市，严格遵守财务规范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缺乏近代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支撑的近代经济体，犹如在沙滩上筑成的高楼，又如炫目华丽的海市蜃楼，随时都可能坍塌或烟消云散。第三条道路需要对这个部门进行深刻、彻底的重审、梳理和改造，使之真正拥有与近代文明相称的灵魂和躯体。最终地，在近代的精神内核、价值观、制度和经济体之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犹如一台性能良好的大机器上的各种零部件，又如太阳系中太阳、八大行星及其他天体一般，和谐有序地运行不怠。到这时，我们可以说整个文明系统顺利地完成了近代化。近代文明系统的运营成本极高，这是因为近代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及核心制度的形成及维护成本极高。在同等条件下，它高于一般的前近代文明系统，甚至也高于作为前近代与近代混合体的“中国模式”的运营成本。但它拥有近代精神、价值观及制度资产等一系列强有力的工具，使整个系统所能降低的社会成本或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高于其运营成本，因此使得整个文明系统在高水准的动态均衡下运行，不断地推动民族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以上三条道路在中国都是可行的。第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目前正在走的道路：一方面继续坚持前近代的传统伦理、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另一方面随时采取超常规的随机主义、灵活变通的政策。捷径窘步，走这条道路付出的代价和收益不成比例，其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近代的精神内核、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的辅助和支撑，整个系统的运营成本太高。系统之内，人人看似勤劳聪明，实则大量的能量或资源被系统内外的无用功所消耗。第二条道路是系统整体回归到前近代状态。这条道路的可行性或许会让许多中国同胞感到唐突。但中国仍在传统文明的延长线上，对于未经历过深刻的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中国来说，传统是一种让人感到最为舒适自在的状态。在前近代未能转化到近代之前，传统是最美丽的罂粟花。今天被中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为立国之本的、源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多保留了与中国传统可兼容的部分，并强化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为了传统而牺牲近代经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于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反弹，但在今天，由于人权标准的普遍提高及生产方式的变化，殖民成本太高，收益太低，使得国际社会中现实的殖民势力业已消失殆尽。波多黎各国会屡次通过决议要求加入美国联邦均遭美国拒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如果威权主义者施以严格周密的信息管控和舆论引导，使民众普遍相信自己生活在较近代文明国家更完美的世界里，再通过适当的层级安排和竞争，使每个人都处于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的状态，从而使他们都安于前近代低水准的静态均衡，其可行性未必一定是零。第三条道路是从前近代与近代的混合体全面地转向近代化之路。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走这条道路，需要投入的成本巨大，但收益更为巨大，远远地超过了所投入的成本，这就是近代化在经济学上的真实含义。

对于这三条都可行的道路，我的中国同胞们应该选择哪一条呢？带“应该”的问题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无从回答。我只能将这三条道路的可行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呈献给我的同胞。一个纯粹的学者所能奉献的，充其量不过是如一片冰心般纯净的学术良知和经过“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殚精竭虑后所收获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浅见。但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深知，在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民族选择的道路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而是与这个民族的性格，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与这个民族的偏好有关。在文明转化过程中，民族偏好会扭曲正常的成本收益分析。例如，在17世纪欧洲人抵达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之前，那里的原住民已经生存繁衍了上万年。当好为人师的欧洲传教士呕心沥血地想把阅读、写作技能以及生活技能教给他们时，他们选择了最彻底、最消极的抵抗：他们拒绝改变，拒绝学习，拒绝生育，最终集体地走向灭亡。这固然可以视为一个民族的顽固不化，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却又何尝不是一个古老文明对新文明的最高贵的矜持和无言的反抗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今天的中国可以与许多处于落后状态的前近代文明国家、甚至原始部落酋长国称兄道弟，慷慨解囊，却对更先进的近代文明国家深怀戒心，认为它们“亡我之心不死”，有朝一日“虽远必诛”。这除了外交策略及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又何尝不是一个前近代的文明古国在面对新的、更先进的近代文明时所表现出的一种高贵的矜持和古老的敌意呢？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日本。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从前近代文明的状态出发，到今天才算顺利地完成了近代化的历史使命。201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京都大学本庶佑教授说：“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走了一百五十年，今天才开始开花。”我们再次以新冠病毒的话题为例，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此次抗疫中，迄今为止表现出色却极为低调。截至5月18日，日本因新冠病毒死亡的总人数为744人，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在G7中最为优秀。这其中固然与自律、干净卫生的文化传统因素有关，但我们看到，客观、理性、求真的近代精神已经渗透到这个民族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几乎每一个国民的骨髓里。尊重科学，合理决策，平和理性，推己及人，这些做起来就像呼吸空气一般自然。就算是自律、干净卫生的传统，又何尝不是因为它们与近代精神相契合而被完美地保留了下来？一百五十年来，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近代精神的养分，虽也经历过大挫折，但最终将它化为自己的血肉。将日本与近代精神发源地的欧美相比，不得不使人生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感慨。

因此，选择哪一条道路，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由我的同胞们共同思考、共同给出答案。它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理性、智力和性格（偏好）。当然，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也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权利：如果让我选择，我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条道路。理由很简单：它的投入产出比最高！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中国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随着国际动向的复杂化，这一成本最终会达到多大的规模仍是个大未知数。但是，如果我的中国同胞们，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家能借此机会，深入思考、权衡上述的三条道路的得失利弊，从中选择除最符合我们这个民族长远利益的道路，并最大限度地运用近代的理性和智力，系统、有序地朝着全面近代化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直走到成功为止，那么，此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而言，又何尝不是因祸得福，不幸中之万幸呢？

此时，我不由想起少年时最爱读的一首诗来，觉得它的最后一节或可预示着今天我们这个民族的转机和未来。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