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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全国人大提出香港版国安法以来,一些香港人就声称该法破坏一国两制,违背了前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承诺的“五十年不变”。事实上,早在1987年就为香港打了“预防针”,在某些情况下“那就非干预不行”。
在“一国两制”下,中国政府赋予了香港充分的自治,邓小平就曾公开表示97后允许台湾机构在香港存在,香港人也可以骂共产党。“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
邓小平基于对“港人治港”的信任,可能没有预料到今天的情况,但在允许香港97后骂共产党、骂中国后,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即中国政府绝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对大陆的基地”。
同样基于对“港人治港”的信任,邓小平所谓的“不得不干预”,首选还是“香港行政机构”进行干预,中央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手干预。“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然而,以今时今日香港的现实,尤其是过去一年来的反修例活动暴力化,不仅严重影响到了香港的繁荣,境外势力的干预更使香港有沦为“反对大陆的基地”的危险,“香港行政机构”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自去年香港反修例暴力活动愈演愈烈以来,香港民间就有希望“阿爷”出手的声音。而中国政府之所以在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假民主、自由之名,以揽炒、暴力活动等破坏香港繁荣为手段相要挟,从根本上就背离了“一国两制”的愿景。
之所以如此,源于一些香港人高估了香港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离不开香港这只“金母鸡”,又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与魄力。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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