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68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检察官为被告罗织了三项罪刑，分别是“与北京政权共谋”、“与海外台独共谋”、“有武力颠覆政府的犯意和行为”（与港版国安法要“打击”的对象何其相似）。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志得意满，因为几乎所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都在先前一波的大搜捕之后落网，媒体对民运人士发动密集且凶狠的挞伐，就连特务机关交给他的被告自白书都充满了悔恨与求饶，于是蒋经国做出了一个对事后国民党政权相当错误的决定：将这场军事审判全程开放，任由国内外媒体报导。
这场美丽岛大审，不仅全台湾关注，连国际社会都瞩目。但在法庭上，美丽岛的被告不仅没有如独裁政权预期地哀哀求饶，而是反覆地否认起诉书上的罪刑与自白的内容，更多的被告透过这场公开审判阐述自己投入这场运动的理念与关怀，使法庭成为被告的另一个战场。诸如，施明德说：
“我不是怕死的人，我不会为我的生命而低头，我会为我们全民国家利益而低头；我不是在此表演，也不是要博得减刑，如果能带给国家社会和谐，我请求判我死刑，我请求，我请求……”
例如姚嘉文说：
“被告请求庭上在我们的判决书上记载，被告不承认检察官所指控的犯罪，只承认我们愿意为台湾民主运动及美丽岛献身，被告只要求判无罪，不要求因为认罪而减刑。我对各位的努力有很大的信心，就像我对我的信念一样，我相信台湾民主运动的推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
例如，在当时甫遭家庭重大变故的林义雄说：
“请庭上能摆脱一切政治上、舆论上、感情上的压力，依据天理、良心、法律作最公正判决。我所说感情的压力，是指我家血案，我虔诚的祈求上天让惨无人道的伤心事，不影响钧庭的公正判决。但我坚信自己无罪，请庭上详查。我感觉到本案不仅是被告有罪、无罪的判决，将影响我国民主法治的前途，甚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免于共产奴役、活在民主社会的一个关键。”
例如陈菊，她的“最后陈述”最为简短，只用了四分钟。她说，自己的一生都在维护人性与个人权力，被逮捕那一天是从遇害的亮均与亭均（林义雄双胞胎女儿）的房间走出来的。她请林义雄回家后替他亲吻倖存的女儿奂均。然后，陈菊一一地呼唤其他被告名字并对着那个轻轻颔首，好像在跟所有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最后留下一句：“大家珍重，但已没有再见。”
蒋经国原本想透过公开军事审判对外表达他开明以及掌控全局的能力，没想到这场美丽岛大审让许多人认识到，这群被国府形塑成十恶不赦的野心匪徒，表现在法庭上的心性竟是如此单纯；这场大审意外地涵养了台湾人对党外运动的情感动员，开启了台湾后来的民主转型。关于蒋经国的误判，社会学者吴乃德在他的《台湾最好的时刻 1977－1987》一书说道：“独裁者最大的麻烦之一是，他永远不知道真正的民意，永远无法确定他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的支持。即使被人民广泛痛恨的独裁者，也都不知道人民多么痛恨他们。”
这种“独裁者的盲点”，发生在40年前的蒋经国身上，其实也见诸于现在的中共政权。诸如，如果不是误判了一年半前九合一大选的台湾民意，以为台湾人对一国两制心嚮往之，怎会急呼呼地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导致后来国民党在台湾的总统大选里一败涂地？如果不是错解香港民心，以为“现实”的港人只想要秩序与经济发展，怎会对去年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大惊失色，最后被迫弄出港版国安法威慑港人？再说白一点，如果知道送中条例会引发港人这么强烈的反感与冲突，最终得付出丧失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来平乱，习近平在去年六月还会想要强推“送中条例”吗？
港版国安法是一部不受监管、任意入人于罪的法律，但恫吓威慑的背后其实是代表统治者深沈的恐惧。一如当年的蒋经国在面对此起彼落的党外挑战势力时，常面临是否放宽管制与强力镇压的两难，因为前者代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松动，后者意谓反抗者更强力的反弹。此刻港版国安法的强力出台其实也显露出共产党独裁者内心的惶惶不安：港人若前仆后继持续强力抗争该怎么收拾？眼下的国际制裁该如何应对？更不用说仍蠢蠢欲动的肺炎疫情、长江水患以及嗣后的美中贸易大战又该如何收拾？
吴乃德说，台湾解严前的十年（1977－1987）是一段最坏也是最好的时刻。那时故事的中心是美丽岛事件，表面上来看，该事件是民主运动的挫败，几乎所有的参与者，不论是领导阶层或工作人员都被逮捕入狱。但事后我们知道，美丽岛事件其实促成了台湾的民主化。没有美丽岛事件，就没有台湾民主。
拿台湾当借镜，寄语仍为民主奋斗的香港人：坚持信念，不被恐惧支配，但也不做无谓的牺牲，要与独裁者比气长；若干年后再回头，这段最艰辛的时刻，也可能会是香港“最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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