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又要捉“共谍”了吗？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7月6日公布、7日公效的“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赋予香港警队侦办相关案件时，可要求“外国、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信息，经法院许可，可要求限时回答、限时提供，除非可证明已经尽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港币10万元（1元约合0.13美元）及监禁6个月。

由于“港版国安法”已生法律效力，如何因应成了在港“台湾政治性组织”必须面对的课题，不少绿营政治人物纷纷献策，但多围绕在“警告台人”的“发布旅游警示”及实则“惩罚港独”的“废止《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等不具实际效果的建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应“港版国安法”及“实行细则”生效，台湾“绿媒”《自由时报》近期制作“国安挑战”系列专题，除了重申“假讯息”危害国家安全，并再度弹起“政府严密监控多起疑似共谍案”老调，让人嗅到其他可能性。

盘点台湾近年来破获、在押侦审中的“共谍案”，军衔最高的是2011年的罗贤哲少将案、“钱最多”的则是2010年的前台军军情局上校罗奇正“双面谍案”；“人最多”则是2014年前解放军中校镇小江来台发展“共谍网案”，还有2018年的“陆生共谍”周泓旭案；还在司法程序中的2017年的新党党工王炳忠“共谍案”及前空防部上校辛澎生案、2019年被自称“共谍”的王立强牵连留滞台湾的陆商向心、龚青夫妇，最近的则是甫在6月爆发，至今案情不明的“国会助理共谍案”。

不过，马英九执政时期被判刑确定的罗贤哲案、罗奇正案及镇小江案，被判刑确定的相关犯行、犯案地点都很明确，反之，蔡英文执政后起诉的相关案件，则有许多令人“可议”之处，简言之，“起诉品质”有高下之分。

举“辛澎生”案为例，检调以辛澎生于2007年在役期间曾接受中共情报人员“赵明”招待被吸收成“共谍”，2008年底退伍后帮助“赵明”寻找、吸收军中旧部接受招待发展“组织”，但检调直到2017年才起诉，一审法院虽然判他有罪，却只“轻判”有期徒刑6个月，但他选择上诉后，二审法院以辛澎生否认接受招待、不清楚“赵明”具中共情治人员身分，加上检调无法证明“赵明”身分及补强旅游明细、发展组织等事证，2020年5月判辛澎生无罪，但全案仍可上诉三审，至今未定案。

“王炳忠案”虽然在2018年6月被检调起诉，但至今超过2年，一审法院仍未宣判，被起诉的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王炳忠、王炳忠的父亲王进步及新党党工林明正仍被限制出境、出海；“王立强共谍案”被指为“上线”的大陆商人向心、龚青自2019年 11 月被禁止离台，唯一的理由就是配合“司法调查”，但检调侦查逾7个月，至今仍未起诉；最冤枉的则是“笨谍”周泓旭，虽然被起诉、判刑1年2个月，但因其“被羁押期间”与“刑期”相当，2019年3月最高法院宣判时即“服刑期满”，理应恢复自由之身或被比照镇小江被驱逐出境，然而，因周泓旭为“王炳忠案”关系人，至今仍“被滞留”在台湾，形同“被自费软禁”。

不过，蔡英文执政期间被司法侦审的“共谍案”，却可归纳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证明“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提醒台湾人“反渗透”之重要性。

而今，因为“港版国安法”及其“实行细则”纳管“台湾”，引发蔡英文政府不满扬言反制，《自由时报》又再次重谈“疑似共谍案”，再加上蔡政府任内“共谍案”发生的时机点都让人充满“政治性联想”，不免让人想起蔡英文“捉共谍”以反制北京的可能性。

对台湾人来说，“共谍”来台刺探台军机密、政府机敏，捉之、审之、判之乃天经地义之事，只是就“人权”普世价值来说，王炳忠、侯汉廷、向心、周泓旭等人因司法怠惰，迟迟未审结定案，其人身就无法一日得到完整的自由，“建议”速审速结应该合情、合理也合法吧。

国台办批判蔡英文图谋“反制”之举是“作贼心虚”，倒也大可不必，因为两岸“内战”至今仍未终结，马英九执政时两岸虽然和平，却也扎扎实实的破了几起“共谍案”，反之，北京也破了好几起“台谍案”，“交相贼”也是天经地义。

只是，让人不禁又想起，民进党于2019年12月底在台湾立法院强推《反渗透法》时，当时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管碧玲公开表示，台湾人民“只要不是接受中国指示、委托或出资”去进行法令明文禁止的5种行为，就与《反渗透法》无关，呼吁台湾在野政党不要制造不必要的恐惧。

“港版国安法”好像也是同理，“实行细则”虽然将台湾纳管，但台湾人到香港，只要不是“作贼”，好像也不必“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