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新贫困阶级：“小镇做题家”的选择题

2014年11月13日宝鸡市，超过一万二千名学生在操场进行他们的考试。

最近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高考揭晓成绩的时刻，各大媒体热衷于挖掘高分考生的秘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亲戚家小孩这个条件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合适”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似乎仍然承担着保障社会流动性的责任。

但是与此同时，“小镇做题家”这种带有嘲讽性意味的称呼也开始在青年群体中流传。“后浪”们意识到，按照父辈的规划，老老实实读书找工作，并不能让自己过上在大城市里买房定居，生儿育女的稳定生活。面对这个高度“内捲”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种是昭和青年式的“入关”，另一种则是平成废宅式的“摸鱼”。

谁是“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们发出了哀嚎：我吃了那么多苦，考了那么多试，为什么仅仅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都这么艰难呢？

“小镇做题家”一词流行于豆瓣、知乎等青年人扎堆的社交网站，它通常被用来指代来自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较低的原生家庭，考试成绩较好（一般认为下限是能进入211大学），但除此之外别无特长的青年。

“小镇做题家”们的成长环境中，父母和学校教师们通常会向他们灌输“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好好读书考大学就行了”（典型例子是近期热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的男主角朱朝阳）。这种价值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确是没有背景的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会为大学生分配工作，这一政策取消后，蓬勃发展的中国私营经济又吸纳了大量的大学生。第二方面，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帝制中国时期科举的社会意义，被用于建构“中国社会存在较好的阶层流动性”这一叙事，在媒体的报导和人们的日常口语中，不乏“状元”、“放榜”这种带有强烈科举色彩的词语，即便宣传部门明令禁止也无济于事；而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选择相信这种“阶层流动性神话”，服从秩序。

2020年7月7日安徽黄山，学生在一个教室内预备全国高考。 摄：Zhang Yaz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但是必须指出，阶层流动性神话成立的前提，是这种流动性必须是令人信服的。“小镇做题家”的父母成长于新世纪以前，在他们的见识中，高考带来的阶级流动性是实打实的。然而，“做题家”自己面临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国高校自1999年以来一直都在扩招，大大增加了大学生的供给；然而在需求的一侧，不仅中国经济在2010年后逐步结束了高速增长，而且此前已经进入职场的人们并没有那么快退休（相比之下，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们面对着一个几乎没有竞争者的就业市场）。

“小镇做题家”发现，身边那些原生家庭条件优秀的同学能找到最好的工作，这些同学不光可以从父辈的人际关系网中沾光，而且拥有更多“软技能”，例如更好的演讲技巧和业余才艺。而他们只能再次走上“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战场——例如考公务员，或者学习编程技巧进入工资相对较高的互联网行业。

然而，即便是极少数找到了心仪工作的“小镇做题家”，在面对大城市生活时也很无力。2015年后中国房价大幅上涨，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持，工薪阶层可能永远也凑不够买房的钱，更不用提如果有孩子，还会涉及教育等大额支出。

“小镇做题家”们发出了哀嚎：我吃了那么多苦，考了那么多试，为什么仅仅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都这么艰难呢？

2007年7月18日清华大学毕业礼，学生把他们的毕业帽扔向空中。图：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入关学”：通过“殖民”实现阶级跃升

“入关学”迴避本民族内部的阶层矛盾，以对外扩张作为解决内部的灵药，不能不令人想起昭和时期的日本。

当这些“求中产而不可得”的人群意识到问题后，自然会有人为他们提供答案。

第一种思路是近几年从知乎上流行开的“入关学”。它的核心论述是一个比喻：当下的世界，就犹如17世纪早期的东亚，美国类似当时的明朝，经济发达，拥有霸权地位，但内部已经矛盾丛生；而中国类似当时的建州女真，虽然正在崛起，但仍然处于明朝的压迫之下。

在这个比喻的场景之下，有一句论断：建州女真是通过占领中原超越了明朝，而不是通过在赫图阿拉读四书五经。翻译过来就是：中国超越美国也不能靠学习美国人倡导的价值观，而要靠“占领”美国。

不过如何理解“占领”，“入关学”拥趸们的理解并不一样。有人认为它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征服，也有人认为它是指中国在扩充军力之后强行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但是无论如何，“入关学”都显然是一种殖民主义，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

在“入关学”描绘的图景之下，包括“小镇做题家”在内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困苦生活都将因“入关”成功而彻底解决：满洲人终清一朝都是“铁桿庄稼”不是吗？

反对“入关学”的人甚至不用去讨论17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只用藉助它的比喻来反击它自身就好了：建州女真征服明朝后，并不是每个满洲人都均等地享受了“入关红利”，贝勒老爷们当然实现了“财务自由”，一般旗人也只能争抢有限的当兵员额，对于包衣奴才来说改变就更小了，而且普通旗人和包衣奴才们在进攻明朝的战争中要冒生命危险。

“入关学”迴避本民族内部的阶层矛盾，以对外扩张作为解决内部的灵药，不能不令人想起昭和时期的日本。陆军基层军官通常是家境较差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而中高层军官则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世家子弟。基层军官们面对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职业天花板，大城市中高昂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难免生出“主动对外侵略，提升自身地位”的心思。而昭和日本的结局，应该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清楚。

任何对当下的中国有基本认知的人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阶层分化非常严重的社会。“入关学”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近年来中国官方采取的一些宣传话语其实已经在逐步增强民族主义成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新殖民主义者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主张，而要用清史的外壳将真正的观点包装起来。这当然是为了迴避言论审查制度，但是即便如此，“入关学”的主要开创者知乎网友“山高县”也还是被永久封号。这可能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对于民间的新殖民主义思潮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惕。

2008年12月14日北京，求职者挤在一个招聘会上，展会上有近40,000名申请人争夺约14,228个工作职位。图：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摸鱼学”：对996的消极反抗

既然在经济大势的变化面前，个人是否努力对于命运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为什么不快乐起来，用摸鱼瓦解工作的意义呢？

如果说“入关学”是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昭和男儿的意淫，那么“摸鱼学”就比较类似平成废宅了。同样是面对令人绝望的未来，另一批青年人提出了一种多少带着戏嚯意味的口号：“认认真真上班只是用劳动换取报酬，只有偷懒，只有上班划水摸鱼才是赚老板的钱！”

持“摸鱼论”者并不关心宏大的“中国崛起”或者“入关”叙事，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们的行动力远比入关学家们强——在纸上意淫一千遍拳打印度脚踢日本占领美国本土，也不能影响现实里中国的军事行为，但是每一份“如何在办公室里假装很忙”的网络热帖都可能实实在在地让一批年轻人践行了“摸鱼论”。

“摸鱼论”者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意识。他们发现，主动配合老板无理要求的“奋斗逼”（“奋斗逼”们通常就是曾经的“小镇做题家”）是摸鱼的最大阻力，只要有一个人留下来无偿加班，那么全公司的人可能都不太好早走。在中国，员工既不能公开反对老板，也不能公开反对“奋斗逼”，更别提组建工会，那就只能通过“摸鱼”来消极地、隐秘地、分散地展开对抗。

“摸鱼论”其实也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2020年，它的声势显然比出现了“996事件”的2019年还要更加旺盛。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新冠肺炎之后，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衰退，很多青年一代进一步认识到，老板们许诺的升职加薪等好处几乎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员工和老板之间不再是伙伴关系，而是零和博弈。既然在经济大势的变化面前，个人是否努力对于命运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为什么不快乐起来，用摸鱼瓦解工作的意义呢？

“入关学”是在幻想的层面搞对外侵略，“摸鱼学”则是在实践的层面对内搞“分布式罢工”。但它们有一个共性：都回避了推动当下中国的政治格局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无论是体制内的改革还是体制外的革命）这一问题。

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青年人不去思考这类问题，而是公共舆论空间的变化迫使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满用这样的形式发泄出来。而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是，这两类思潮的消长，到底会让中国走向昭和化，平成化，还是趋向另一种道路？

（作者比利小子，中国大陆互联网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