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贵族的血色浪漫回忆：文革实验剧《入戏》

近日，中国高中历史教材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从2018年的"在探索中走了弯路"恢复为原来的"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等叙述。再一次，半世纪之前的文革进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关于文革的记忆，纪录片作品不少，例如访问了多位当年的红卫兵、干部子女的《八九点钟的太阳》（2003），或是文革时期的摄影师李振盛40年后重回当年拍摄现场，访问当时人们的文革记忆的《文化大革命40年后的证言》（2006）等。

这些纪录片多从历史的角度重建文革现场以及人们对文革的创伤与反思。对中国年轻人来说，文革或是遥远的往事，也或是教科书裡所说的"错误发动、灾难的内乱"。但是，走过文革时代並对那个时代深深怀念的导演叶京，2012年为了拍摄涉及文革时期的青春追忆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将13名年轻演员集中于四川偏远的军工厂，与外界隔绝，在13人的小世界裡过着两周的文革"体验"生活。

当年轻人进入到半世纪前的文革场景，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导演董雪莹将这个过程拍摄为纪录片《入戏》（2017），作品完成之后，引发不少讨论。在笔者看来，这场在年轻人身上的文革实验裡，最值得讨论的应该是——为什么在中国脉络下，北京军区大院（类似台湾眷村）子弟所生产的红色青春记忆，取代了文革的记忆与反思？这种红色青春记忆从文学到人气电视剧，再从大众文化与现实政治接合。未来，这种红色青春记忆是否会成为另一种民族主义的支撑？

《入戏》记录下这场在年轻人身上的文革实验，但最值得讨论的应该是——为什么在中国脉络下，红色青春记忆取代了文革的记忆与反思？ 图／《入戏》

一个文革，两种叙事

发动这场文革实验的导演叶京，是为了拍摄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让年轻演员知道文革的时代气氛而有此举。

1957年出生的叶京，台湾知道的人或许不多，但如果把叶京的名字跟王朔、冯小刚乃至姜文放在一起，大概就可以感知到某种文化的气味——除了姜文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其他都是1950年代末期出生；至于出生背景，全数是北京军区大院子弟；他们的作品当中，全数都有触及文革记忆。

关于文革记忆，大家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张艺谋的《活着》或是田壮壮的《蓝风筝》。1950年出生的张艺谋与1952年出生的田壮壮，他们的文革时期正值青年，有着上山下乡经历的他们看到文革的种种，包括他们自身的命运，也是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大学考试重新恢复，他们才得以有考试机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他们电影中的文革，就是一场历史与人性的劫难，不过，这样的作品只能是禁片，田壮壮甚至因此十年不得拍片。

然而，当1990年代中期文革题材电影成为禁片之际，另一种文革记忆却以青春记忆之姿蔚为主流。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同样触及了文革的大时代背景。如同张艺谋的《活着》或是田壮壮的《蓝风筝》，这类电影中的文革，就是一场历史与人性的劫难。 图／《霸王别姬》

当1990年代中期文革题材电影成为禁片之际，另一种文革记忆却以青春记忆之姿蔚为主流。图为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该部电影某一面向亦可说是军区大院子弟的红色青春记忆。 图／《阳光灿烂的日子》

1958年出生的作家王朔，青年时期正逢改革开放，他也标榜为读者写作，作品中经常出现北京军区大院的成长记忆。同是北京军区大院子弟出身的姜文，生涯第一部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就是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勐》改编。《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中国电影经典，地位之一便来自这部作品以第一人称——我——来表述历史记忆。

军区大院因中国军人有着较特殊的地位，也因此占有优势，政治中心北京的军区大院地位尤其高。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1950年代末期出生的军区大院子弟的特质，有几处精准的表述：一是他们以父辈为傲，他们也想像着跟父辈一样拿着枪上战场；二是住在政治中心北京的他们，尤其有早熟的政治学习，例如模仿着电影俄国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台词"瓦希里，快去救列宁！"模拟着政治上的敌我攻防。

被权贵子弟浪漫化的红色青春记忆

这种被军区大院子弟浪漫化的红色记忆，2000年初期的电视剧裡蔚为高潮。

同样是北京军区大院子弟出身並有当兵经验的作家都梁，是2000年初期中国电视剧重要的支柱，他2001年的作品《亮剑》成为人气电视剧，2004年的小说《血色浪漫》在同一年也拍成同名电视剧，同样是人气作品。

《血色浪漫》把青春记忆的张力放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下，拉得更强。这部作品基本上奠定了此类红色青春叙事的模式：文革时期北京军区大院裡，干部子弟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与爱情故事。而后他们得有机会入伍当兵，当他们离开军队重新回到社会时，已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事主题也就紧锁时代变化，描述每个人的命运变化与沧桑。叶京2005年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依循着类似的套路，也因《血色浪漫》的热播余温，得到一定的关注。

《血色浪漫》把青春记忆的张力放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下，拉得更强。这部作品基本上奠定了此类红色青春叙事的模式。 图／《血色浪漫》、《亮剑》

2000年初期，北京军区大院子弟的红色青春记事是彼时中国重要的一道文化风景线，弔诡的是，他们的青春成长记事，却取代各地发生的文革悲剧成为主流的文革记事。在这类影视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1960、1970年代就是浪漫的红色革命气氛，人们为着某种理想而活，与之相较，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像是世俗化的世界，人不得不面对柴米油盐等现实的生存问题。

《入戏》裡叶京说得最直接，他看着毛泽东的新闻纪录片说：

这是最有骨气的时代，没有人敢小看中国的唯一时代！

可以想像当年这些军区子弟学着父辈推演着世界大势，睥睨天下强国的模样，但也可以看到即使时隔多年，至少叶京依然把那个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视为精神源泉，尤其是他认为现今年轻人没有太多追求，最需要的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激情。

叶京依然把那个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视为精神源泉，尤其是他认为现今年轻人没有太多追求，最需要的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激情。 图／路透社

《入戏》的真正导演

《入戏》当中，最受人关注的大约是那13个过着集体生活的年轻演员的状况。

他们集体生活大约一周之后，开始有人提出能否请假回家之类的问题，这些"个人"问题的提出，也带出批斗的"整体"——既然集体生活怎么可以个人优先？

当批斗启动之后，所有文革仪式从批斗者戴的高帽子、大字报到"斗私批修"等口号逐一出笼，每个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认足以保护自己的角色。这是《入戏》的重头戏，但背后的权力关系相形之下容易被忽略，进行这场实验的叶京在开头大谈红色青春之后彷彿消失一般，但其实没有消失，叶京像是党中央，主导斗争的节奏与强度，是幕后的操控者。在叶京与13名年轻人中间，有调查员传达叶京的看法，也在斗争现场进行协调。

《入戏》的微型结构裡，叶京不曾消失，他把浪漫化的革命话语与形式透过权力加诸在年轻人身上。为什么叶京的红色意识形态时隔多年未曾消逝？当文革还是禁忌时，权贵子弟们的红色青春记忆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的电影与电视剧作品，当他们的小世界变成中国的人气影视作品时，这是叶京对红色青春记忆乐此不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政治当中，正当红色青春电视剧在2004、2005年接续热映之后，不过两三年，薄熙来掌政的重庆也于2008年开始一场红色实验，也就是"唱红打黑"（唱红歌与打击黑势力）。

为什么要唱红歌？当时的着眼点是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产生贫富差距乃至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价值空洞现象。对此，就在重庆唱红歌前后，中国民众也有对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各自评价。对很多中产阶级来说，他们认为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也就没有现今他们所拥有的稳定生活；但对不少基层民众来说，他们见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富者更富也多是权钱交易的结果，这样的群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平。

对不少基层民众来说，他们见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富者更富也多是权钱交易的结果，这样的群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平。 图／路透社

重庆的唱红歌，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粹运动，薄熙来掌握到社会矛盾，也掌握到怀念毛泽东的社会基础。尽管用红歌导正社会风气是空谈，但重点是这让叶京们的红色年代再一次得到支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叶京还着手拍摄《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的原因。

到底文革会不会再来？虽然教科书回复"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与"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基调，但呼应领导者的红色意识形态这回事，即使文革结束却仍藉由文学与影视作品阴魂不散。至于严重的内乱也因言论自由因素相关的访谈、回忆与研究无法公开，导致文革究竟有多么严重？其程度无法被充分说明与理解。

尽管文革早已远去，叶京仍准备拍摄《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2012年，也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前面提到，不少中国人将毛泽东与邓小平相互比较，但习近平政权八年下来，正一点一滴地准备取代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有一套激情的革命论述，习近平则有一套为他所诠释的中华文化体系，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革命论述与中华文化体系都是高度抽象的，最终　都是由有权者来诠释。

权力没有被制衡就是危险的。更危险的是，《入戏》裡我们也看到，当文革仪式一开展，人们为了生存自动入戏。《入戏》的文革实验是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