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事件：中共已容不下有限的反思和另类忠诚

对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的党纪惩处是中共“以福利换取顺从”和“以经济手段整肃思想”的惯常操作。

蔡霞事件：第二种忠诚的余晖

月前，原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录音档突然被开除党籍，並取消退休待遇，不只养老金连存款都被冻结。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强案的余波，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今年三月发表了《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为任声援，另外一次任志强案是在2016年，任志强在微博上质疑媒体姓党的论调，被处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蛮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义执言，加之党校教授和红二代的身份，让体制认为蔡霞是“扔掉红旗反红旗”、“妄议中央”，遂决定警告转整肃。由于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帼，不便承袭故智以贪腐、行贿或桃色进入行政与司法程序治罪，故采用在组织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吓阻体制内知识精英的离心与反叛。

对蔡霞的党纪惩处是中共“以福利换取顺从”和“以经济手段整肃思想”的惯常操作。由于体制即便在市场化的年代依然包揽了大部分关键领域，便以此为后盾迫使知识分子服从，反右与文革时就曾有扣发工资、降低待遇的先例，较近的还有孙文广和杨继绳等人的例子。法理上来讲，政府部门无权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劳动报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应该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这种“挟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财产权。

对于蔡霞事件，舆论有三种典型的看法，第一种则是认为蔡霞吃饭砸锅，不履行党员义务，理应被罚；第二种是赞扬与体制决裂的勇气，同情被中共处罚的遭遇；第三种则是认为蔡霞首鼠两端，是被家法处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占有体制恩庇下的实利，后期又转而窃据道义制高点，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种看法不难判断，吃饭砸锅论缺乏纳税人的常识，政府之于民众不是主僕关系而应是被委托者与委托人的关系，纳税人有权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吃饭砸锅论和蔡霞也是两种忠诚的缩影，“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第一种忠诚”，即誓作驯服工具的“服从”取态，也是体制试图让所有成员保持的状态；而“明知危险，仍图以螳臂挡车之力，去挽救向危险的斜坡下滑的党国的巨轮”，这是第二种忠诚，即认同理想目标但反对当下的手段，试图同时保持“忠诚”（和真正的异见者相对）和“诚实”（和奉承迎合的盲从相对）。纵览被开除前蔡霞的言论与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传所标榜的话语对冲现实的行径，希望藉此平衡“极左”势力，本质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对党国一腔赤诚却被党国认为是不忠，参与制造体制的零部件，同所参与缔造的体制冲突，这样的轨迹让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刘宾雁，两人都曾身居体制内的要害部门，刘宾雁是前《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份分别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团的党报，而蔡霞也曾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刘宾雁在八〇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导文学作品，揭露与批判墨吏丑态，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义执言；两人的敢言也都最终不见容于当局，八六学潮后，刘宾雁作为钦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被开除出党，也都同样流亡美国。

相较于第二种“肯定论”与第三种“不值得肯定论”，笔者认为第二种忠诚的视角是对被开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一片阿谀颂圣之声中与组织压力之下依然保持独立与批判姿态，这种风骨值得赞扬。在被开除出党后，蔡霞的思想轨迹也和刘宾雁一样经历了谏诤到决裂的质变。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也有一开始就未对体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变革派，他（她）们追求社会公义的路上对体制的认知更加彻底，遭到权力的打压的程度更深，却被舆论冷落乃至遗忘，蔡霞比盲从的“党知”认识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变革派相比在却显得渺小和晚进，这种“小大之辨”在评价蔡霞上是也不应被忽视。

任志强在微博上质疑中共媒体姓党的论调，被处被留党察看一年，之后再被判囚18年。（汤森路透）

对于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笔者认为不必苛责。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两点来源，一是红二代出身，二是党校教授职务，前者不可选择，蔡霞本人在受访时也不讳言红二代的原罪所在；后者有一定道理，但考虑体制包揽一切的先定条件，只要在体制内就职，几乎可以说都是广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区别唯在部门与层级。因为有限市场化又维持专政的结构下，市场化的成果被体制本身系统性地汲取，藉以维系对体制群体控制，一定要说缺憾也不在于蔡霞与体制的依附关系，而在于党校职务对认知的遮蔽。

蔡霞受访和发文裡还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她所批评的习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时代相比只是强度、侧重上的“策略”之别而非“本质”的差异，将其理解为“左转”和“倒退”笔者认为並不准确。“倒退论”忽视了两段的承接关系，例如网格化维稳、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现端倪；而“左转论”也失之简单，体制既要维系专政制度，又要以市场化巩固前者，这种二元结构注定无法有蔡霞和一种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动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没有直接动员群众的特征，而是既有基础上的补强，严格意义上体制内的改良派与极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认知层面的遗憾，蔡霞对体制的反思相对有限和狭窄，进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类的忠诚，体制也不能容忍，将其视作异端与妄议，蔡霞的出局也标志着炎黄春秋事件后体制内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终结，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裡，蔡霞的呼号将成为第二种忠诚的绝响与余晖。

※作者秦胆，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