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在西方不受待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合国大会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之后，官方媒体也跟着大量炒作。但是，这并不能避免这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高大上口号被一些国家所拒绝。

　　第七十四届联大会议期间，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旗帜

　　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也被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遭“五眼”联盟和印度反对

　　然而，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日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字样在最后的版本中被替换。

　　6月底， “五眼联盟”的五个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决议，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语言”。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对美国之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被拒显示，西方对中国越来越警觉。

　　她说： “过去几年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的决议，有一个成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在扩大，这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关注。中国在未来再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把它塑造成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阻力，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例如，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最近遭到越来越多的抵制。

　　中国学者王义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世界解释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塞进去， 联合国通过”。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后来，他在众多中国国内和国际场合一次次提出了这个理念，并将此标榜为中国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习近平后来也频频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还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

　　但是，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天下观”，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这也意味着颠覆二战之后建立的现有的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朝贡体制和等级秩序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9月23日在国家亚洲局举办的关于“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的视频会议上说，中国并不企图马上推翻现行世界秩序，或者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现在主要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则是实现这种秩序的重要工具。

　　中国政府对此其实也毫不讳言。他们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但是，罗兰说：“中国是最大的、最强、也是最有力量的国家，其他国家则是较小和较弱的国家，它们围绕着中国运转。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变更领导人或是派代理人去这些国家或是地区来进行的。它是松散的，是一种宽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这种实力的不对称，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小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进行的。我认为，这是中华帝国与附庸国之间互动的21世纪的翻版。”

　　她说，过去，那些附庸国的领导人通过与中国皇帝的关系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而现在，一些威权国家政府也是通过与中国建立关系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让自己不被国际社会孤立。她说，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正是这样的。

　　不过，罗兰在报告中写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丽言辞的背后，是中国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战的权力的渴望。这实质上意味着削弱和取代美国霸权，并最终用中共自己的霸权来取代美国霸权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

　　“大国担当”和“大国外交”渗透出的大国沙文主义

　　史汀生中心的孙韵认为，中国现在外交语汇中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大国担当、大国外交”的说法和心态，其实与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无不同，显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

　　她说：“我是一个中央大国，其他都是蛮夷。我要通过我中央大国的风范，通过我的能力，来帮助这些蛮夷的地区实现智化，实现对他们的教化，把他们都教育成像我们一样的文明人。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基因里是存在的。”

　　她说，这样的基因很难不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外交关系，即中国并不习惯以一种平等和商量的心态来跟周边国家打交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010年的一番“大国、小国”的言论就是例证。当年，他在东盟会议上对亚洲其他国家发出警告说：“中国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这是事实。”

　　有的分析人士说，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小国的傲慢姿态反映了中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而言必称“大国”，就像土豪张口不离“我们富人”如何如何一样，暴露出没有底蕴的暴发户的肤浅。人们容易听到卖猪肉的说“老子有钱”，可是很难听到英国绅士说“不差钱”。

　　何天睦（Timothy Heath）是美国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说，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国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国对中国强烈的依赖关系，这样，中国可以对小国予取予求。他觉得，因为现代体系里不再有附庸国和藩属国，中国与小国的关系更像“恩人”（patronizer） 和客户 (client)。

　　何天睦说，塔吉克斯坦一名官员曾经告诉他自己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那个官员说：“你知道吗，他们（中国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们展示了一张‘一带一路’的地图，展示‘一带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经历的路线。 他们甚至都不问塔吉克斯坦人，是否愿意加入一带一路？他们认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会同意的。”

　　西方为什么不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

　　史汀生中心的孙韵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被西方接受因为这个理念并没有解决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的矛盾。 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的办法隐藏或是掩盖了中方获益和其他国家获益不平等的问题。

　　“一带一路”引发争议就是很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他们是否损害了自己的主权完整并将自己国家的金融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孙韵还认为，中国最近对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让西方更无法接受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申。她说，如果中国无法“齐家”，又怎么可能“平天下”？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的野蛮专制同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决定了这两种国家人民命运的不同，比方说，西方民众可以抨击政府和领导人，而中国人这样做会被“煽颠”；西方媒体不受政府管制，而中国媒体必须“姓党”；西方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中国民众这样做轻则被删帖，重则被封号；西方民众可以集会抗议，在中国则会被“寻衅滋事”；西方民众遇到不公可以告到法院，中国民众无处申诉去上访会被投入黑监狱，如此不同的命运，岂有“人类命运共同体”？